汪曾祺与上海的往事

汪曾祺画作善于留白，《秋色无私到草花》可见一斑 （图片来源：东方早报）

上海之于汪曾祺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上海当然不是汪曾祺的故乡，而只是汪曾祺生命旅程中的一个驿站——或者说是相对重要的一个驿站，这里有他的“听水斋”，就像沈从文的“窄而霉小斋”，记录着汪曾祺踏入社会初期的困顿、迷惑与希望，在这里，他收到沈从文的那封著名的信：“你手里有一笔，怕什么？！”也因此，这里诞生了他的第一部作品集《邂逅集》。在这里，年轻的汪曾祺、黄裳与黄永玉，各自身着一套蹩脚的西装，旁若无人地闲逛霞飞路，说着一套“海阔天空、才华迸发的废话”，评说天下，臧否人物……

历经半个多世纪，在上海，见证这一切的汪曾祺的“听水斋”现在还存有遗迹吗？

顾村言

年轻时的汪曾祺、黄裳与黄永玉（从上至下） （图片来源：东方早报）

“我的故乡是高邮，风吹湖水浪悠悠”——都知道汪曾祺先生的故乡是江苏高邮，刚刚过去的元宵节是汪曾祺九十诞辰，高邮正在举办一些纪念活动，有朋友好意邀请我去，然而手头事多，根本无法启程，况且，高邮汪氏故居也去过多次，现在到底如何似乎也未必想过多了解，既如此，在上海——这个曾有着汪曾祺“听水斋”的地方怀念老人也是一个不坏的选择。

上海之于汪曾祺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上海当然不是汪曾祺的故乡，而只是汪曾祺生命旅程中的一个驿站——或者说是相对重要的一个驿站，这里有他的“听水斋”，就像沈从文的“窄而霉小斋”，记录着汪曾祺踏入社会初期的困顿、迷惑与希望，在这里，他收到沈从文的那封著名的信：“你手里有一笔，怕什么？！”也因此，这里诞生了他的第一部作品集《邂逅集》（其中的一些小说与其后影响极大的《受戒》《大淖记事》等可说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这里还记录着现代中国文化史一段让人难忘的回忆：除了相聚于巴金与萧珊家中的沙龙，年轻的汪曾祺、黄裳与黄永玉，各自身着一套蹩脚的西装，旁若无人地闲逛霞飞路，说着一套“海阔天空、才华迸发的废话”，啸聚江湖，臧否人物，一年之后却各奔东西——数十年后，却又以各自的文化成就为世人所瞩目。

那真是一个让人倾心的时代。

“听水斋”缘起

汪曾祺1944年自西南联大毕业后先在昆明的一所中学教书，并与施松卿相恋。两年后，施回故乡福建省亲谋职，汪曾祺也辗转来到上海，然而，抗战胜利之后的上海，民生凋敝，物价飞涨，找份稳定的工作谈何容易，在屡屡碰壁后，陷入困境的汪曾祺甚至想到了自杀，最后惟有写信向远在北京的恩师沈从文诉苦，结果沈从文回信罕见地把汪曾祺大骂一通，最后说：“为了一时的困难，就这样哭哭啼啼的，甚至想到要自杀，真是没出息！你手里有一支笔，怕什么?！”沈从文的回信自然让人想起他初到北京在标点符号都不会用的情况下凭一支笔打天下的往事，那才是真正的困顿，然而沈从文凭着湘西人骨子里不认输的那份执著，终于用笔打出了一个天下，他要他的爱徒也拥有这份执著，惟有以骂的方式才可让年轻的汪曾祺醒悟——骂归骂，爱徒心切的沈从文也动用各种关系帮助汪曾祺，最后通过好友李健吾终于给汪曾祺在民办的致远中学找到一份教国文的工作。

而汪曾祺所谓的“听水斋”也因之落户于原上海福煦路（今延安中路）的致远中学。

汪曾祺对于“听水斋”惟以一篇《星期天》记之，虽为小说，可以看得出就是来自于他当时的真实生活：

“这是一所私立中学，很小，只有三个初中班。地点很好，在福煦路。往南不远是霞飞路；往北，穿过两条横马路，便是静安寺路、南京路。因此，学生不少。学生多半是附近商人家的子女……“教学楼”的后面有一座后楼，三层。上面两层是校长的住家。底层有两间不见天日的小房间，是没有家的单身教员的宿舍。

此外，在主楼的对面，紧挨围墙，有一座铁皮顶的木板棚子。后楼的旁边也有一座板棚。

如此而已。

……我教三个班的国文。课余或看看电影，或到一位老作家家里坐坐，或陪一个天才画家无尽无休地逛霞飞路，说一些海阔天空、才华迸发的废话。吃了一碗加了很多辣椒的咖喱牛肉面后，就回到学校里来，在“教学楼”对面的铁皮顶木棚里批改学生的作文，写小说，直到深夜。我很喜欢这间棚子，因为只有我一个人。除了我，谁也不来。下雨天，雨点落在铁皮顶上，乒乒乓乓，很好听。听着雨声，我往往会想起一些很遥远的往事。但是我又很清楚地知道：我现在在上海。雨已经停了，分明听到一声：“白糖莲心粥——！”

狭义地讲，“听水斋”其实就是汪曾祺睡觉之所，在教学楼后面后楼（三层）暗无天日的底层，在那里，他听得到“隔壁人家楼上随时会把用过的水从高空泼在天井里，哗啦一声，惊心动魄”，故名；而另一层意义上，他批改作业以及创作之所却是在教学楼对面的“有铁皮顶的木板棚子”，他在那里听到的则是雨声，“下雨天，雨点落在铁皮顶上，乒乒乓乓，很好听”，同样算是“听水”，就像沈从文常常称“中国南方的阴雨天气与流动的水”对他创作的巨大影响一般，上海的阴雨天气以及一声“白糖莲心粥——！”悠长的叫卖声对这位年轻人创作的影响似乎也是致命的——“我往往会想起一些很遥远的往事。但是我又很清楚地知道：我现在在上海。”

也是在那样的回忆往事的基础上，汪曾祺作品终于呈现出与来上海前所写的《小学校的钟声》、《复仇》等受西方纪德、萨特、伍尔芙等影响的意识流小说完全不同的风格，初步风貌因之终于成形，读篇末注明“1947年初，写于上海”的《鸡鸭名家》、《戴车匠》等可以看出，这组文章已基本奠定了汪曾祺其后的著名的《异》《大淖纪事》等融奇崛于平淡、纳外来于传统、近于大写意风格的故里回忆小说，那是沈从文真正教出来的文章，而所谓的汪曾祺“大器晚成”之说则完全是一种误解与历史的播弄——他在解放后的相当长时间内根本写不了那种主流界所认可的小说散文，就像沈从文那样，故惟有掷笔不写，而写京剧剧本则是为稻粱谋所致，这个巨大的人生转型，就像沈从文转型从事文物研究一样，虽也算兴趣，但却非真正的兴趣所在。

“听水斋”交游

年轻的“听水斋”斋主汪曾祺在致远中学拥有相对安定的职业与生活后，读书创作之余，自然少不了交游。汪曾祺在《星期天》中自述：“星期天，除非有约会，我大都随帮唱影，和（同事）XXX、XXX、XXX……去逛兆丰公园、法国公园，逛城隍庙。或听票友唱戏，看国手下棋。不想听也不想看的时候，就翻《辞海》，看《植物名实图考长编》——这是一本很有趣的著作，文笔极好。我对这本书一直很有感情，因为它曾经在喧嚣历碌的上海，陪伴我度过许多闲适安静的辰光。”

更值得记下的则是他在心灵上息息相通的朋友，一黄裳，一黄永玉，当然，还有巴金与萧珊在霞飞坊的家。

黄永玉是沈从文的表侄，而汪曾祺是沈从文的得意传人，当黄永玉来到上海后，两人立刻开始交往几乎是必然的——黄永玉后称“表叔来信让我去看他”，两人初次见面的次日，汪曾祺就写信向沈从文详谈见面细节，而当时的沈从文尚未见过这位长大后的表侄（沈与黄永玉第一次见面在湘西，彼时黄永玉尚年幼）：

昨天黄永玉来，发了许多牢骚。我劝他还是自己寂寞一点作点事，不要太跟他们接近……我想他应当常跟几个真懂的前辈多谈谈，他年纪轻(方二十三)，充满任何可以想象的辉煌希望。真有眼光的应当对他投资，我想绝不蚀本。若不相信，我可以身家作保！我从来没有对同辈人有一种想跟他有长时期关系的愿望，他是第一个。您这个作表叔的，即使真写不出文章了，扶植这么一个外甥也就算很大的功业了。给他多介绍几个值得认识的人认识认识吧。

信中且说及黄永玉不想再在上海呆下去，欲回湘西而遭到汪曾祺的反对：“我直觉的不赞成他回去。一个人回到乡土，不知为甚么就会霉下来，窄小，可笑，固执而自满，而且死一样的悲观起来。回去短时期是可以的，不能太久。”(1947年7月15日致沈从文)

而2008年黄永玉与李辉的谈话中对与汪曾祺的交往如是描述：

每到周末，我进城就住到他的宿舍。与他住在一起的是个在《大美晚报》工作的人，总是上夜班，这样我就可以睡他的床。那是一张铁条床，铁条已经弯了，人窝在那里。记得他在写给表叔的信中说过，永玉睡在床上就像一个婴儿。

有时我们和黄裳三个人一起逛街，有时就我们俩，一起在马路上边走边聊。他喜欢听我讲故事，有时走着走着，一打岔，我忘记前面讲到哪里了。他说：“那我们走回去重新讲。”多有意思。

在上海，他的口袋里有多少钱，我能估计得差不多，我口袋里有多少钱，他也能估计出来。他的小说，《邂逅集》里的作品没有结集出版前，我每篇都看过，有的段落还背得出来。

他当时学着画一点儿康定斯基的抽象画，挂在墙上。

我的画只有他一个人能讲。我刻了一幅木刻，《海边故事》，一个小孩趴在地上，腿在后面翘着。他就说，后面这条线应该怎样怎样翘上去再弯下来，我按照他的意见刻了五张。 有一次，他来封信，说在秋天的黄昏，山上有一堆茅草，一只老虎钻了进去，阳光照在上面，有茅草和老虎花纹的线条，你能刻这样一幅木刻吗？

——黄永玉的回忆是温馨而感人的，彼时的汪黄二人就像汪曾祺的小说《鉴赏家》所写的那样，彼此发自内心地欣赏，黄永玉可以背得出汪曾祺小说的段落，称其“简直浑身的巧思”，“我的画只有他一个人能讲”，而对于书画有着极高感悟力的汪曾祺可以建议黄永玉如何控制木刻的线条，如何欣赏齐白石，甚至向沈从文说出“投资”年轻黄永玉的建议。

世事与人事的复杂虽然使得两人的友情在其后经历了巨大变化，但即使这样，经过了1970年代后的疏远与隔膜后，黄永玉在汪曾祺辞世十多后依然说出这样的话：“要是他还活着，我的万荷堂不会是今天的样子，我的画也不会是后来的样子。”

这应当是一句实话。

再回到另一好友黄裳，最初他是如何与汪曾祺认识的呢？目前似无文字记录，90多岁的黄裳先生由于听力原因现在见面已无法对话，2月25日，在汪曾祺诞辰九十周年前三天，我致信他问能否写些片言只语回忆与汪曾祺在上海的往事，包括“听水斋”，原只是试着问问而已，并没有抱有多大的希望，没想到次日下午容仪阿姨（黄老女儿）就电话我说黄老稿件已写好，“来取吧！”——那种爽落几乎都让我怀疑是不是听错了，实在是意料之外的惊喜！两人相知相契之深于此亦可见一斑。

去黄老家中，放下一束百合，却发现茶几上已躺着几页稿纸，起首书三字：“忆曾祺”，老人随后从书房踱出来，目光炯炯，看着我，又有一种温情。和他说话，老人只是嘿嘿微笑，嘴角微动，并无其他反应，一边的容阿姨解释说：“他完全听不清了，正想着给他装个更好的助听器呢！”只有以手势向老人多次表示谢意，无奈之下，和容阿姨闲话几句后告辞——几乎出门一下楼就在小区的树荫下展读尚有黄老余温的稿件，字里行间，与汪曾祺半个多世纪的友情历历可见，黄裳且提及与汪曾祺在上海经常去三马路上的“四川味”，“小店里的大曲和棒子鸡是曾祺的恩物”，随后又与他相伴去古书铺看书——虽然汪曾祺那时不太喜欢线装书，两人买书后即又赶往巴金家中谈天，即汪曾祺在《星期天》中所说的“或到一位老作家家里坐坐”，间或，他们还可一睹萧珊的茶艺功夫。

那时的汪曾祺与黄裳到底谈了些什么呢？

黄老文中说：“杂以笑谑，臧否人物，论天下事，兼及文坛，说了些什么，正如随风飘散的‘珠玉’，无从收拾了。”我想，沈从文、巴金、梨园，还有两人都爱的晚明风气，比如张岱、余怀、柳如是，当然，还有心宜的吃物或许都是话题之一吧？

两个志趣相投的好友面谈不尽兴，近在咫尺，居然仍要通信，黄裳忆云：“那时彼此虽常见面，但他喜欢弄笔，常有信来，天空海阔，无所不谈。蝇头小楷，颇以书法自喜。所谈以京剧界动静为多……这与他以京剧院编剧终不无香火因缘。”

黄裳文中仍未提及他如何与汪曾祺相识，或许，老人认为这根本不是问题。

回家再次翻阅《黄裳文集》时才发现，两人的相识或许就在巴金的家中，汪曾祺是沈从文的学生，且是巴金夫人萧珊在西南联大的同学，巴金又是沈从文的好友，汪去巴金家中闲谈是很自然的事，黄裳则是巴金哥哥李尧林的学生，李曾给黄一信，说如有困难可以找他的弟弟巴金， 黄裳在《关于巴金的事情》中记有：“1946年夏，我从重庆回到上海，到霞飞坊59号去访问，又见到巴金和萧珊。从这时起，我就成为他们家里的常客……二楼是吃饭和会客的地方，一张圆台面以外，就是几只破旧沙发，这破旧的沙发，这就是当时我们称之为‘沙龙’的地方。朋友来往是很多的，大致可以分为巴金的和萧珊的朋友两个部分。不过有时界限并那那么清晰，像靳以，就是整天嘻嘻哈哈和我们这些‘小字辈’混在一起的。萧珊的朋友多半是她在西南联大的同学，这里面有年轻的诗人和小说家，好象过着困窘的日子，可是遇在一起都显得非常快乐，无所不谈，好象也并不只是谈论有关文学的事情。”其后又有文云：“……萧珊有许多西南联大的同学，如汪曾祺、查良铮、刘北汜。”

也因此，黄裳与黄永玉的相识或许也是通过汪曾祺，巴金家中的谈论不知有没有黄永玉的份，但霞飞路上的“月旦人物，口无遮拦”则大多是有份的。

回到“听水斋”里的汪曾祺除了翻来覆去地看《植物名实图考长编》，创作成绩也是不少的，除了在巴金主编的刊物发表一些文章，还有，画画，比如黄永玉所说的康定斯基的那种画（真想象不出汪曾祺画康定斯基会是什么样子），我平白地觉得应当还有书法。汪曾祺晚年所写书法中，除个别刻意之作未见佳妙外，一幅致黄裳的信笺尤其风神逼人，行云流水，几乎直追东坡风韵。

这样无拘无束的生活直至1948年初春方发生了变化，汪曾祺的恋人施松卿当时从香港转到北大外语系任教，而沈从文也在那里，种种原因使得汪曾祺决定离开上海到北平。

汪曾祺回忆临别前的“听水斋”时写道：“我临离开上海时，打行李，发现垫在小铁床上的席子的背面竟长了一寸多长的白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