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不去吃饭：学生话剧《蒋公的面子》引发的选择

卞从周：延安就有民主自由吗？

时任道：总比这里民主自由。

卞从周：我只听说它有民主集中，没听说它有民主自由。都说自由，那《中央日报》也有造谣的自由。

时任道：所以现在还有人信《中央日报》吗？

卞从周：你看，这就是自由的坏处。

时任道：这是滥用自由的坏处。

对话出自学生话剧《蒋公的面子》。“这些话出自《联大八年》。”话剧的编剧、南京大学戏剧影视艺术系大三学生温方伊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无论从哪个角度说，《蒋公的面子》这部两个半小时的学生话剧都当得上一个“奇迹”：编剧是一位戏剧影视专业的大三女生，描写的却是70年前中央大学教授中的复杂人性；导演痛批当下的戏剧生产体制，2012年12月14日，江苏省委宣传部却安排《蒋公的面子》在南京艺术学院连演3天，省委宣传部长亲自观演。

教授们到底有没有去吃饭

《蒋公的面子》始于吕效平、温方伊这对师生。

吕效平是南京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戏剧影视艺术系主任，同时他也是“五个一工程奖”的评委。吕效平给学生温方伊“学年论文”题目只是一句话：1943年，蒋介石就任中央大学校长前，曾请中文系的三位教授吃年夜饭，三位教授在“给不给蒋介石这个面子”的问题上争执不下。

温方伊的任务是把这句话变成可演的剧本。

这句话实际上是流传在南京大学中文系的一则传说。吕效平从自己的老师、原南京大学中文系系主任董健那里听到了这个传说，又把这个传说告诉了温方伊。

这是个“开头很详细，却没有结尾”的传说。传说的三位主人公中有中文系的著名教授胡小石、陈中凡，第三位却姓名不详。历史上，陈中凡是一位“偏左”的教授，和陈独秀交情甚笃；而胡小石则是一位对政治毫不感兴趣的美食家，蒋介石曾向胡小石讨过字，但胡没有给他。三位教授吵了一天，可最终有没有去吃饭，谁也不知道。

温方伊去找“师爷”董健要结尾。见面之前，她先做了一番功课。可功课一做，她却发现问题更多：1943年，陈中凡根本就不在中央大学，而“蒋介石要来中大做校长”的消息传来时，年已经过完了。

从董健那里，她得到的答案是众多的“不知道”。“董老师告诉我，这个事很可能没有发生过，因为知道胡小石的人都说没有听说过这件事。”温方伊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蒋公的面子》最终描写了三位拥有不同政治倾向和思想状态的“中央大学教授”。时任道带有左翼倾向，蒋介石曾下令打死过他的学生；夏小山埋头做独立学问，好美食，对蒋介石既不反对也没有兴趣；卞从周拥护政府，希望能够去赴宴，但也并非那种昧着良心不顾事实的官方走狗。

“夏小山的原型是胡小石，时任道的背景是陈中凡。老师的要求是，要让认识胡小石的人一看就知道夏小山是胡小石。”温方伊说，“而卞从周则完全是一个捏造的人物。右派教授的资料可不太好找。”

《联大八年》最后的“教授介绍”为塑造卞从周提供了蓝本。“书中对西南联大当时很多老师有所介绍，其中有一些细节一看就知道这个教授是右派的，比如说给《中央日报》写文章、给官方电台做演讲……”

结尾是困扰温方伊和吕效平很长时间的问题，“如果教授们最后都去吃饭了，这个戏就没有意思了。可是，如果都不去，这个戏就像个正剧。”

吕效平提出过几种方案，其中的一个想法是，教授吵了半天，听到电台里说皖南事变爆发了，全戏因此结束。温方伊说：“我们查下来发现，皖南事变不是发生在1943年，如果那样写，就变成史实错误了。”

最终的方案是温方伊提出来的：故事包含1943年和“文革”期间两个时空。“把结尾放在另一个时空，起码像个结尾。”

知识分子的风骨和弱点？

2012年5月期间，作为“校庆戏剧演出系列”之一，《蒋公的面子》在南京大学鼓楼校区礼堂首轮公演，各种好评纷至沓来。

南京艺术学院电影电视学院副院长蔡伟称赞这部喜剧是“久违了的好戏，将知识分子的风骨和弱点表现得淋漓尽致”。

在剧中，三位教授个性鲜明，却又各有弱点。

时任道追求民主自由和学术独立，绝不与独裁者同流合污，却因珍贵藏书留在桂林随时会被侄子变卖，想借赴宴望老蒋协助，又开不了口，遂布局想怂恿有人当说客。

夏小山对政治毫无兴趣，只是为了火腿烧豆腐而想赴宴，然因曾在学生面前说了不承认蒋中正的校长地位，不好答应；在美食与面子间抉择，只好推说只要请柬署名由校长改为蒋院长或蒋委员长，他就赴宴。

卞从周则长期与体制合作，不支持学生上街游行，内心想去赴宴，可被两位教授同僚呵斥是谄媚之举，为了面子，就摆出不赴宴的姿态，但他又是一个热心肠，想方设法帮助时任道解决燃眉之急。

在一些剧评中，有人将《蒋公的面子》与英国剧作家迈克·弗雷恩的《哥本哈根》（Copenhagen，1998）相提并论。后者只有3个人物，却在欧美剧坛创造了所谓的“哥本哈根现象”。

三个灵魂，诺贝尔奖获得者德国物理学家海森堡、丹麦科学家波尔及波尔的妻子玛格瑞特，努力回忆着1941年9月在哥本哈根的最后一次会面，那次会面，波尔最终决定帮助美国研制原子弹。他们在战争时期效力于不同的国家和阵营。然而作为灵魂，他们看到的是原子弹把广岛夷为平地。

一位名叫杨鹏鑫的作者写道：“像海森堡、波尔、玛格瑞特三人的魂灵对1941年‘哥本哈根会见之谜’所进行的争辩一样，时任道、卞从周、夏小山三个主要人物均在回忆里争夺着对1943年春节是否‘赴蒋宴’的解释，包括身陷其中的自我辩护。”

在吕效平看来，这种“身陷其中”所展现的人的“荒谬性”，正是《蒋公的面子》价值所在。卞从周有足够的理由给自己辩护，但他也有足够的理由抽自己的耳光，因为他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放弃了太多的原则；时任道也有足够的理由给自己辩护，但是他在坚持自己道德干净的情况下就什么事都不能做。

吕效平说：“所有的好戏都是指出道德的边缘所在、困境所在。《蒋公的面子》之所以火，不是因为戏里有抗战和‘文革’的悲剧，而是因为人性中永远不可能改变的悲剧性和喜剧性，因为我们自己这种卑微的状态。”

万一他们喜欢卞从周

吕效平、温方伊这一对师生对于《蒋公的面子》究竟要表达什么，并非百分百的一致。

除了表达“人的荒谬性”之外，吕效平更想表达的是一种对今天的“担忧”：“重要的不是历史上有没有这件事，重要的是这个传说反复被提起背后的东西。蒋介石请教授吃饭是一场‘忸怩’，教授们讨论去不去其实也是一场‘忸怩’。重要的是，权力不是那么傲慢，感觉自己需要这种‘忸怩’，而教授们觉得自己有一个‘忸怩’的空间。这正是建设一流大学必不可少的条件。”

而温方伊想说的，更多的是“知识分子永恒的精神困境”——既要有自由独立的思想，又要吃饭；既要有社会责任和担当，又要和官方、政治保持距离。她说：“我觉得知识分子自身的矛盾跟时代关系不大，它是永恒存在的。我并不想批判某个时代，让观众批判这个时代不是我的初衷，当然观众肯定会联想到这个时代。”

在网络上，有人把时任道、卞从周、夏小山分别比作“公知”、“五毛”和“打酱油的”。但是，仅仅是这样简单的分野，显然不足以描述三个主人公的差别。

当卞从周说“现在的人似乎骂两声腐败便是一个进步人士了”时，他得到的掌声与时任道说“中国政府腐败已经是国际闻名了”时不相上下。

温方伊说：“这些台词不是我生造的。前一句话是西南联大一位教授说的；后一句话则出自《吴宓日记》。前一句话就好像在骂今天的‘公知’，后一句话今天的观众们似乎也很认可。不管你站在哪个阵营，你或多或少会说一点假话，会选择性地淘汰掉一些现实。每个时代都是这样。”

2012年10月23日，中国校园戏剧节在上海举行期间，《蒋公的面子》开始了第二轮公演。到12月16日，《蒋公的面子》共在南京大学校园内上演31场，购票观众总数超过2万人，这还不包括在校外的演出。但在很多专业人士眼中，这部学生作品距离完美还很遥远。

南京大学中文系的教授余斌在专栏文章中说，捕风捉影的段子得以流传，且成为美谈，反映的是人们心中的一种愿望，当年的教授们赏老蒋面子的云淡风轻如同一个潇洒的手势，其中有读书人的清高自赏，也有民间对于读书人的欣羡与期许。“《老蒋的面子》一剧多少有点煞风景，因其内容没有放大、定格在那潇洒的姿态上，二位原先拒不赴宴的教授一以美食、一以书籍，最后都应召了。这结局多少使得先前大动干戈的一番争执降格为一场‘精致的淘气’，其中不无反讽之意。但是当然的，剧作者对剧中人物更多的还是欣赏，我也无意将其拔高为对知识分子灵魂的拷问，至多含着些对读书人爱面子习性的调侃罢了。”

上海戏剧学院的教师李伟则认为，《蒋公的面子》把“一流”教授的做派，写成了（或者说是导、演成了）“三流”教授的做派：“试想，一流教授都动摇了（当然，也可以写其中一个不动摇），难道不能更好地表达主题吗？”

温方伊希望笔下的教授们都是“可爱”的，但又担心观众会过于讨厌时任道、难以接受夏小山，而她自己相对而言最不喜欢的是卞从周。

最后的结果是，温方伊的担心都变成了现实。喜欢卞从周的人要远远多于喜欢时任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