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猫眼”里看美国

1978年，当紧闭了二十多年的中美关系大门刚刚拉开一道缝时，向外探视的热望和顾虑一同涌上。从基础学科、技术工程到社会科学、理管科学，大门一道道渐次敞开，让中国在震惊中开始知己知彼。

1978年6月初的一个星期六下午，清华大学计算机系主任通知教师蔡大用参加准备出国留学的英语考试。

这个月的23日，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和国务院副总理方毅，一同听取了清华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刘达的工作汇报，邓小平对出国留学作出指示：“我赞成留学生数量增大，主要是搞自然科学”，“要成千成万地派，不是只派十个八个”。 有些人担心留学人员不回来怎么办？邓小平说：“不要怕出一点问题，中国留学生绝大多数是好的，个别人出一点问题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即使一千人跑掉一百个，也只占十分之一，还剩九百个。”

邓小平作出此番指示之后的第十天，在凌晨3点的华盛顿，美国总统卡特被他的科学顾问弗兰克·普雷斯博士从中国打来的长途电话惊醒。普雷斯碰到了自己回答不了的问题——邓小平想知道能不能派出留美学生，还问能不能派5000人？卡特回复普雷斯：“你告诉邓小平，他可以派10万人。”

蔡大用很快通过了教育部英语听说读写的考试，可他还在犹豫不决。一个夜晚，他找到同时入选的张老师，迟疑地要提出自己的顾虑：“留学美国，你说，咱去吗？”张老师问“为什么不去？”蔡大用说出他的疑虑：“下次‘文革’要是说我里通外国怎么办？”张老师想了想，认真地说：“下次‘文革’，我替你作证!”

访问学者

入选之后，同在清华大学当老师的曹小平回上海老家探了个亲，没住几天，就被催回北京，告诉他出国要提前，本以为第二年1月才能成行的留学，突然提到了12月26日。

曹小平从上海赶回北京，52名首批出国访学的人员，逐渐齐集北京。由柳百成带队的清华大学有9名成员，北大7名。如果北大加上先期联系好美国高校的两位高级访问学者，也是9人，与清华一样。这是公派人员最多的两个单位。其他学者分别来自中国科学院、协和以及南开等高校。

这批人年龄都在40岁上下，绝大多数是大学和研究所在职人员，刚刚拨乱反正的中国还没有评专业技术职称，他们的身份是教师、医生和技术人员。为了区别于普通留学生或科学家，负责此项交流工作的中国教育部和美国新闻署商定，他们的身份为“访问学者”。

在曹小平的回忆中，第一批人的出发时间是被“一再提前”的。教育部的考试通过之后，他们的赴美日期原定为1979年9月间。但12月15日，邓小平打电话给教育部长，要求第一批留美人员必须在1979年1月1日中美建交之前抵达美国。

他们出发时，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闭幕4天。提前到达的中国人一到纽约机场，迎面而来的是几十家媒体的闪光灯。水利水电工程专家张楚汉还记得，美国记者对中国学者和中国的一切都很感兴趣，他们用餐购物，记者都会追踪摄影和采访：“麦当劳和可口可乐味道怎么样？中国有没有？”“你们学成以后回不回中国？你们会不会留在美国？”

在中国重新走出国门看世界的时候，整个世界也在围观中国。

首批留美学者赴美一个月后，1979年1月29日邓小平访美，卡特夫人在白宫为卓琳举办招待会，52名访问学者应邀参加，那一天，女学者们大多穿上了缎面的中式对襟上装。卓琳把访问学者们叫到一起说：“国家派你们来不容易，你们学成后要回国，你们要是不回去的话，小平同志要着急的。”

邓小平访美时，在白宫南草坪举行的欢迎仪式上，上演了一幕惊险剧，在距主持欢迎仪式的卡特四五米处，一女子突然尖声高喊，众人都被她的喊声吸引过去。一名男子（后查明是三K党）趁机从人群中窜出，持刀扎向邓小平。邓小平一动不动，平静地看着美方安全人员在几分钟内处理了这一切。在随后的演讲中，邓小平说：“中美关系正处在一个新的起点，世界形势也在经历着新的转折。”

慎重选择

大约在1979年10月，入选到麻省理工学习的蔡大用他们刚到美国不久，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的黄范章、乌家培，工业经济所的张磐、刘景彤、周天豹被组织上约谈。

比首批基础学科和工程学科晚两年，这一批5人组团的经济学人，即将访学美国。

谈话时还有一位西方人在场，他是福特基金会的工作人员，来对5人进行面试的。福特基金会将提供一笔经费给5位中国经济学人，让他们到美国一流大学做访学。

不久，外交部美大司韩叙司长在接见5位学人时，对他们提出了要求：必须回国，不许带爱人，不许拿学位。

不许带爱人，是怕他们不回来了；不许拿学位，是因为当时中国并不承认西方文凭和学位。

经过科罗拉多州美国经济研究所对外国学生的英语、数学、统计学培训，5人被分散到5所大学，这5所大学都是福特基金会挑选的：研究经济理论的黄范章，被安排到哈佛大学国际发展研究所（HIID）和经济系学习，着重研究战后美国主流经济学的发展；研究数学模型的乌家培，去往宾夕法尼亚大学，师从计量经济学创始人、主持世界经济模型连接项目的克莱因；学工业经济的刘景彤，去往匹兹堡大学；还是社科院研究生的周天豹，去往斯坦福大学；与工业经济有关的张磐，被安排到麻省理工。

继福特基金会之后，哈佛燕京学社也恢复了与中国大陆已中断近30年的学术交往。1987年，哈佛燕京学社开始给南开大学以资助。哈佛燕京学社主任汉南会来华对中国7所重点院校的被推荐人进行面试。1987年，南开大学历史系世界史专业的年轻教师王黎通过了汉南的面试。

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工程学科、社会科学，中国向西方学习的布局依次展开。这种巨大的变化使得身在其中的人们，还有些恍惚。就像在戴高乐机场转机时，一位同行者狠狠地拧了一把蔡大用的大腿。蔡大用问你干什么？对方说：“你知道疼吗？我们不是在做梦吧？我昨天晚上还在北太平庄买了五毛钱的肉，包了饺子，今天怎么就在巴黎了？”

震荡

王黎获得了哈佛燕京学社的奖学金，在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和法学院听课。对他震动最大的，是当时肯尼迪学院的院长、“软实力”理论的提出者约瑟夫·奈的教学风格、严谨态度、对国际问题的见地以及研究方法。此外，国际关系学权威斯坦利·霍夫曼讲授美国外交政策的视角与参考书要求、国际法学者孔杰荣讲授的中国加入国际法体系之问题等，都给王黎之前所受的教育理念、观点和研究层面带来不小的震荡。

比如国内的教育，每提到战争，都认为那是帝国主义出于经济目的而发起的掠夺和扩张，只要有资本主义、有私有制，战争就是不可避免的。这是列宁对于帝国主义的垄断经济实质所得出的重要结论。

但在哈佛的课堂上，老师会让学生分析哪些战争是出于政治目的、哪些是出于经济目的、哪些是出于领导人的误判、哪些是源于社会心理因素。王黎第一次看到美国人用这种多元的角度来考察国家间的冲突与战争，眼界顿开。

王黎作业中用了“解放台湾”这个概念。作业本上就被老师批上一行字：“‘解放’这个词太具意识形态了，可使用‘统一’这样中性的词。”

受到这些来自学术理念和研究方法的启发，王黎决定在肯尼迪学院听完一年的课后，系统地选修哈佛大学所授国际关系、外交政策、国际法的基础课程。由于王黎想要学习与了解的东西具体而明确，选择的教授和课程很有针对性，例如，美国外交政策的制定、美国对中国最惠国待遇的政治原因等，以至有些中美人士曾一度怀疑王黎的真实身份。

王黎的政治面貌是群众，但是分散在哈佛等5所大学的5位经济学人，政治面貌都是中共党员。

在哈佛大学国际发展研究所和经济系，黄范章爱听什么课就听什么课，他把这两年的时间，完全用在了听几位著名学者的课上。黄范章在学术上受哈佛经济学家马丁·费尔德斯坦影响最大，他将费尔德斯坦归为温和的供给派，以区别另一派，激进的供给派。

这段时期正是“供给学派”在美国兴起的时候，黄范章写了《美国经济学与美国政党》《供给学派与里根经济政策》（费尔德斯坦是里根总统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度）、《美国宏观经济学在70年代的一些发展》，将这一经济学派介绍到中国。事实上，这两年所学的，使黄范章一辈子受用，而且日后他关于经济改革的整个理论，也都与曾在美国受业相关。

1980年10月，中国社科院经济所所长许涤新带着中国经济学家代表团访问威斯康辛大学，黄范章赶去看望他们。许涤新告诉黄范章，国内非改革开放不可了，向哪个方向改，出主意的人很多，有人提出要搞市场经济，你研究一下市场经济是怎么回事？你务必把搞市场经济的教授请到中国来。

1982年6月，黄范章回国4个月后，即请来费尔德斯坦到中国访问。当时中国对于西方来说，还是一张“铁幕”。费尔德斯坦的到来，是开放后美国经济学界对中国的第一次访问和交流。

中国在哪里？

1987年年初，一位名叫王庆新的中国青年来到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学习政治学。初到美国，他发现，这里和在国内听说的“万恶的资本主义”很不一样。这里的黑孩子并没有饿肚子，美国人民也没有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不过，对于物质上的差距的惊讶还在其次，文化上的差异更引发了他此后长期的思考。

来自中国的王庆新，遭遇到的第一个挫折，是有人根本不知道在世界的东方有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还有人将中国与日本混淆，亚洲四小龙起飞，使韩国走进国际视野，有些人还会把中国与韩国混淆。王庆新发现自己的民族早已被西方主导的国际社会边缘化。

刚到纽约时，王庆新的专业兴趣是在公共管理。对美国社会的近距离观察使他产生了换专业的想法，此后，他开始将重点放在攻读政治学上。1988年，他遇到刚从国内来的一些学者，带来一个令他振奋的消息：国内要全方位深化改革了。王庆新心想，现在学政治学回国后正好能为国家做贡献。他于1993年获得了政治学博士学位。

王庆新到美国的第二年恰逢美国大选年，全美国开始了热闹非凡的选战活动。

1988年，竞选的双方是共和党候选人老布什与民主党候选人杜卡斯基，双方长达一年的竞选活动和激烈辩论，以及美国民众投票表达意愿的积极态度，所有这些，都使刚刚接触到西方社会的王庆新从观察转而思考一个问题：政权的转换一定要用暴力手段吗？

四年后，王庆新再一次观察了克林顿与老布什的总统竞选。这种观察把来自无神论国家的年轻学者，带入对宗教与政治的关系的思考，在虔诚的宗教信仰和法律规范的制约下，人与人的关系，似乎更为信任、宽容和虔诚，也更容易合作，这让他理解了为什么美国的政权转换能避免暴力冲突。

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看，西方人同时也存在着对异教徒和无神论者的偏见。不同文明间的冲突，不仅是语言障碍，更是文化上的冲突和对政治制度的不理解。这些误解带来的经常是相互的误判、不信任和偏见。

在美国文明的撞击下，王庆新回望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关系。这次回望也成为他在完成纽约州立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后，到普林斯顿大学威尔逊公共与国际事务学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从事日美关系与中国问题研究的开端。他师从国际政治经济学大师罗伯特·吉尔平，重点关注美国在战后日本的持续的控制力和影响力及其文化基础，也就是美国的文化霸权，或是用时髦的话说，是美国在日本的文化软实力。通过与约瑟夫·奈在国际会议上的交流和通信，他渐渐明白了美国在日本的持续影响力除了来源于美国的强大军事、经济和科技力量外，还来源于根植于西方传统的美国核心文化价值。

在这种区域和国际形势下，他开始思考中国应该如何与主流国际社会的更多价值观进行沟通与融合；为了避免与国际主流社会发生严重冲突，中国的外交政策在追求和捍卫正当的国家利益的同时，应该如何与国际社会协调合作，国家利益与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之间的平衡点在哪里？

大门持续敞开

1980年，黄范章到北大辞行时，恩师陈岱孙叮嘱他“要按时回国，首航顺利，以后便成为通途”。王黎和1980年代的访问学者，便是行进在通途上的人，他们也比1970年代末的那批人要年轻得多。

从国门开启至今，中国留学海外人员已达225万人，遍布世界五大洲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学科也由最初的自然科学、经济学，扩展到管理科学和政治领域，学员由科技卫生领域、经济改革领域，扩大到政府官员。

1998年，“新世界哈佛高级公务员培训项目”启动，这一项目由中组部、国家外国专家局以及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协会联合立项，哈佛肯尼迪学院每年接纳20名中国政府高级官员来此接受培训。3后年，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启动的“中国公共管理高级培训班”，是一项更大的官员海外培训项目，这也是肯尼迪学院第一次为一个国家举办如此大规模的培训班。

美国国际教育研究所2011年11月14日发布的“开放门户”报告显示，在2010~2011学年度，中国留学生人数为157558人。平均一个学年15万人，早已超过中国最初3000、5000名的规划，也超出卡特总统接待10万学生的想象。中国已连续第二年成为赴美留学第一大生源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