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夜总会
8月,风靡一时的香港大富豪夜总会将正式歇业。最后一家日式夜总会“新花都”也举步维艰,前景黯淡。作为香港重要文化标志之一,夜总会正在淡出历史舞台。随着大幕落下、霓虹熄灭,承载着几代人记忆的歌舞升平、浮生若梦,都将成为历史,那个金光闪耀的时代终成传奇
Maggie姐孤独地在水车屋吃铁板烧。夜总会的衰落也使这里的生意一落千丈,人满为患的场景已不再
8月即将倒闭的大富豪夜总会门前,印度阿差哥脸上写满愁容,这张脸曾是大富豪的一张名片
下午3点,Maggie姐的一天才开始。吃过第一餐饭(她称之为早餐),从何文田的家里出门做头。她经常光顾的是湾仔道一家二楼发廊。爬上狭窄楼道,推开玻璃门,劲猛的冷气迎面扑来。刚做完头的Maggie姐伸出手,职业性地微笑。她的蓬松短发吹向一侧,微微翘起的发梢处被挑染成酒红色。“短发才有女强人的味道,”她说。
这天,她挑了身玫红色亚麻西装,黑色紧身裤勒出她双腿紧绷的曲线,一双朋克风黑色松糕凉鞋,足足将她垫高了8公分,也垫出几分气势来。这位女强人,腰板笔挺,臀部撅起,非常自信地站在人流车流哗哗飞驰的湾仔街边拦的士,指甲上贴满银色水钻的左手悬在半空中,这只手还忙不迭掏出两台手机轮换着接电话,同样镶满水钻的手机壳上有一个闪亮的红色香奈儿Logo。
的士里,当“妈咪”两个字从她嘴里冒出来时,的士司机的眼神迅速挪到后视镜上,又迅速挪开。Maggie姐旁若无人地对着电话大吐苦水,语气里掺杂着委屈、无奈以及一点点陶醉其中的表现欲——仿佛在强调她是从那个鼎盛时期走过来的人,她的记忆不是纸醉金迷也一定熠熠生辉,换句话说就是:见识过大场面。
可她又不得不面对残酷的现实。她所在的新花都夜总会,租约即将到期,大财团的物业至今也没来找公司谈续租,据说要加租,其实是不想再租给他们了,而是计划在那块游人如织的宝地建起购物中心和免税店。Maggie姐深知夜总会生意已经大不如前,8月,同样地处尖东广场的“大富豪”就要关门,如果加租,他们也“时日无多”。
挂上电话,Maggie姐的脸很快切换到斗志昂扬的状态,果然,另一个手机响了,一家即将开张的夜总会想挖走她,开出了比现在公司更好的薪酬,让她左右为难。她反复说,自己是一个重感情的人,既然和公司签了约,就一定会做下去。
她已经在香港夜场摸爬滚打了整整25年。“25年了啊!”坐在的士里的她,如梦初醒似地叫起来,好像一不小心就中了头奖。以前,她和其他妈咪竞争,拼资历,拼谁手下的小姐又多又靓,现在竟变成她一个人的坚守。当年的妈咪们几乎都已经急流勇退,或转行,或嫁人生仔,总之就是从这行里消失了。惟有Maggie姐仍深爱这份事业,当浪潮退去,她才是沙滩上真正的女强人。女强人,Maggie姐觉得这个词形容自己再合适不过了。
啪,的士车门打开,女强人前腿一抬,腰身一欠,贵宾驾到。水车屋,她来过无数次的日本料理店,当年客人带妈咪和小姐吃宵夜的指定场所。十几年前来水车屋是要排队的,大批酒意未消的人马聚集在店门口,然后径直走向三楼铁板烧——店里消费最高的区域。吃宵夜,那是很有面子的事情,还意味着一笔不菲的“买钟”钱(客人把女公关带出夜总会所支付的费用)。
尽管水车屋贵得远超出一般人的消费,但那几年生意仍然好做到爆,全仰仗几家夜总会的拉动。几个人一晚上吃掉上万港币是家常便饭,连妈咪之间也会以此攀比——有没有被客人请去水车屋宵夜,一晚上吃了多少钱等等。
Maggie姐略微有点不耐烦。傍晚6点不到,水车屋还没开始营业,她必须和其他客人一样等在门外。作为老客,她并不满意这样的待遇,尤其是她发现那些翻看菜牌、赶着饭点来的客人不过是要去楼下两层打发他们的晚餐,立刻就把她从当年的盛况里拉了回来。这几年,夜总会生意不景气,水车屋也跟着走下坡路,早就在中低消费的客人,原先的老客也不见踪影。
但Maggie姐仍然骄傲地站在了队伍外面,给经理打了一个电话。这位要去三楼铁板烧吃饭的客人被率先迎进了门。60平米的三楼空无一人,Maggie姐在正中间的位置坐下,那个角度像是坐拥整个三楼,换作以前,每个位置上都坐满了人,滚烫的铁板上滋滋地溅起油沫,客人、小姐、妈咪,构成一幅活色生香的画面、一种生机勃勃的关系。
Maggie姐对菜单早已烂熟于心,不要一分钟就把菜点好了。花色繁复的刺身拼盘一上来,她夹起一枚甜虾就塞进嘴里,甚至懒得细细品味,嚼两口便咽下肚。她漫不经心,却很懂吃,挖一勺海胆到盘子里,抹点调料,接着是下一勺,干脆利落,细腻周到,正如她当妈咪的风格。
当妈咪是要用心的
80年代中,Maggie姐还是铜锣湾第一夜总会一名普通的带位员。香港经济起飞时,每晚夜总会里的VIP房总是爆满,迟来的客人只能坐在最不受欢迎的大厅里。Maggie姐靠着伶牙俐齿,把客人安排得很是妥帖。不到一年时间,经理找到她,问她愿不愿意当妈咪。
“呐,这个工作很有挑战,每个客人性格都不同,你安排小姐被客人挑走,他下次再找你,是不是很有成就感啦?所以很喜欢这个行业。”
80年代的香港夜总会,是商人和富豪的天堂。这些位于财富金字塔顶端的人,用他们饱满的热情和消费实力为夜场娱乐业注入了源源不断的生机。中式酒楼、欧美酒吧以外,日式夜总会应运而生,很快成为香港最高档的消费场所之一。“香港地方小,也没什么娱乐,晚上带客户去哪里呢,就去日式夜总会,气氛好,又有面子,”香港人罗先生说。他曾是夜总会的常客,早年跟日本人做生意,夜总会是每晚必去的场所。他对夜总会的印象只有两个字:大,贵。
最初当妈咪,Maggie姐手下只有4个小姐,两个是公司派的,两个是自己的朋友。一个月后,她手下的小姐变成了15个;3年后,壮大到120-150个。
不是光靠会做人就能胜任妈咪。在Maagie姐看来,妈咪就要像一个真正的妈妈,既是小姐的妈妈,也是客人的妈妈,只有用心才能经营好这种共生的三角关系。小姐生病、失恋了,她要打电话、送小礼物,人家感受到她的关心,才肯一心一意为她卖力。客人一进门,她敏锐的嗅觉必须马上捕捉到对方的情绪,一时捕捉不到也没关系,“慢慢来,喝酒,试探,有些话他不跟太太讲、不跟女朋友讲,你一问,他什么都讲。”有时,妈咪之间的关系也要打点,如果其他妈咪的老客看上了你的小姐,关系好的妈咪才肯把生意让出来。
Maggie姐渐渐在夜场做出了名气,鼎盛时期,她手下的小姐有两百多人,25年间她带过的小姐过千。“呐,25年我手上积累的欠款就有五六十万!”欠款里有客人赊账未付清,也有小姐向公司“IOU”(女公关向公司借钱,公司常以此控制劳工关系)由她来垫付。人走茶凉,只留下她一人为这些欠款默默埋单。“现在都还清了啊!”50岁的Maggie姐,早已看淡世间凉薄,不愿追究往事。
更多时候,妈咪和小姐本质上并无差别,都在拿青春搏命。生意最好的那几年,Maggie姐一周有4天在喝酒,每天5公升。她酒量好,个性爽快,客人都愿意同她喝,有的甚至点名要她陪酒,一旁坐着只看不喝的小姐,陪酒钱照付。碰上脾气不好的客人喝醉了,动手砸东西,她还得头脑清醒,出面安抚。到最后一批客人满意而归,已经是第二天清晨6点了。
出道时,她110磅,二十几年下来,她重了几十磅,她说全败在喝酒上。
“新花都”是Maggie姐的第4个东家,她在这里工作了14年,从一位叱咤舞圈的妈咪升到了业务经理,管理着公司所有的妈咪。之前,她辗转过铜锣湾的“第一”、尖东的“中国城”和湾仔的“巴喇沙”,隔3年一跳,每一跳都紧跟时代节拍。
在她的记忆里,1988年到1990年生意最好,夜场娱乐业可谓“百花齐放”,尖东广场上霓虹刷亮夜空,像她这样的妈咪轻轻松松月入七八万。她回忆当年“中国城”排场之大、盛况之空前,似乎已经找不出任何形容词了,“反正很大很大”,人气呢,“哎呀,好多人啊。”如今,老东家都已歇业,仅剩的几家夜总会冷冷清清,靠些老客勉强维生。
记忆越清晰,就衬得当下境况越凄凉。“呐,客人来消费,一碟青豆,一个果盘,啤酒免费喝,还有小姐陪,一小时一千多港币,你说贵不贵?”
跟当年每晚动辄几万相比,如今的夜总会只能放低身价以求生意上门。“以前,夜总会不是一般人消费得起的,进去的人都是有钱有身份,小姐素质也好。现在,人家都看不起你,觉得你是做这行的。”
港深通关后,香港夜总会遭受了巨大冲击,客源流失严重,大批本地客北上消费。“坐车一个多小时就到了,内地又便宜,300块一晚,香港1500块才3个钟头,客人就都跑了。”
另一个竞争对手是澳门。2001年,Maggie姐曾成功策划了“女飞机师”项目,为期一个月,女公关们清一色穿着她亲自设计的女飞机师制服,“两件头,上身整整齐齐,下身就迷你裙,近距离一看,套衫里只穿一件简单的内衣。”制服是Maggie姐去内地专门定做的,一百多套,她还要额外补贴每个女公关300块。
“这行做促销,又要哄好女孩子,还要给她们奖金,是按天算哦!以前搞,某种程度上是被动的,后来不一样了,看到澳门都是每个月这样搞,竞争大好多,女孩子也都主动参与促销。”
“女飞机师”一推出就反响热烈,但仍难挡颓势。3年前,这样的促销也全面告停。“70年代,小姐是不出街的,80年就开始有出街,澳门呢楼下两层是夜总会,楼上就是酒店,都在一个楼里,很方便啊。”
时运不济,人心也变了。内地女孩来香港打拼,被称为“老虎”,抢着做生意,有的甚至一天接待3拨客人,做几年就能回老家造楼了;香港女孩一周赚个几千块就满足了,有的还拿去赌钱,花光下周再回来做。
再说客人,当年,迎面过来一个客人,打声招呼,塞给妈咪的小费就有一千多块。1990年,一个台湾客人包走了Maggie姐手下的一个女孩子,又怕她有损失,塞给她五六万块钱,还邀请她和家人去台湾玩了一趟。“现在连小费都不给,客人的素质越来越差了。”Maggie姐感叹道。
谁知男人心
60岁的香港人朱老板对香港最早一批夜总会小姐仍留有深刻印象。70年代起,他就混迹夜场,其间阅人无数,最喜欢的还是“杜老志”(上世纪70到90年代香港最著名的日式夜总会之一,2002年歇业)时代培养出来的小姐,他忍不住再三赞叹“素质真是高”,甚至连那时夜总会里的装修、灯光,他都喜欢,“总之什么都很舒服。”
那时他在香港做土木工程,吃饭喝酒谈生意,免不了在夜总会挥金如土,客人与小姐之间照样规规矩矩,彼此尊重。
“尊重,你知道吗?”朱老板提高了声音。在朱老板的记忆里,彼时的小姐穿着典雅旗袍,谈吐得体,从音乐到人生,什么都能聊。客人很少会对小姐做过分举动,“碰杯不干杯”。带小姐出去吃饭,吃完饭就送回家。小姐呢,也很有原则,陪客人出去吃饭,从来不先讲价,却懂得体恤人,吃饭时拉个椅子,客人喝醉了递块热毛巾。
朱老板懂得“没钱就不要出来玩”的道理,除了小费,也会给心仪的小姐送礼物。“虽然是动物,但还是人,人是讲感情的。”有几次他喝晕了,甚至想把心仪的女孩子娶回去当太太。清醒以后,还是乖乖回家。
80年代末,日式夜总会的奢华风刮得正猛,朱老板却对夜场一下子失去了兴趣。“‘中国城’就已经变了,装修好,生意好就乱套了,乱喊价,拿了钱又不做事。”
有几次,他帮小姐“买钟”后,刚走到夜总会门口,小姐突然谎称身体不舒服,又跑回去赚下一拨客人的钱了。叫妈咪出来理论,妈咪和小姐串通一气。最让他气愤的是,有个妈咪天天打电话到家里骚扰他的家人。朱老板形容后来的小姐既缺钱,也缺感情,经济好了,品格却在降低。
两年前,朱老板相继结束了皮草、化妆品生意,在广州开了一家酒庄。很多朋友要带他去东莞,他都拒绝了,还是受不了那种只谈钱的俗气。他在深圳唱过一次卡拉OK,先是一个妈咪进来打招呼,跟着一群妈咪进来讨小费,就像捕食猎物的猛禽。他掏出600块现金,对方还要一张一张验,确认是不是假币,有没有破损。
朱老板抿掉一口“查理七世”,滔滔不绝讲起他在欧洲的经历。他的口味又变了,现在他喜欢的是欧洲女孩,“有感觉”。什么感觉?连他自己也说不清。
“男人?男人一点都不难理解。”Maggie姐自信能看透男人,比男人更了解他们自己。
每一类客人进来,她都能看透对方的真面目。夜场25年,她的眼睛比谁都准,尤其在男人这件事上。有人瞒着家人偷偷赌钱,也有人做生意亏本了,当然以前是“100个男人进来只有两个不开心”。后来,经济不好了,“不开心”的男人越来越多。
刚做妈咪时,有个客人经常捧Maggie姐的场,一次叫4个小姐坐下陪酒。几年后,客人来店里找Maggie姐倾诉,说生意失败了,太太跑了,只留下他和两个小孩。客人哭了一整夜,Maggie姐也跟着一起哭。“那时经验少,觉得很可怜,后来见多也麻木了。”
还有个客人曾疯狂追求Maggie姐两年时间,经常来给她捧场,她手下有几个小姐,他就放几个小姐在身边;她生日,一连给她庆祝了7天,送一万多块的戒指当小礼物,“他喜欢我,但我不接受,我在夜场这么多年,早就知道自古欢场无真爱。”经济不好了,Maggie姐就再没见过这个客人,听说他早已移民加拿大。
25年里,她手下的小姐有的嫁人生baby,有的分手后又回来做小姐,更多人,从这行走出后就再不跟她做朋友了,怕男朋友或老公知道自己以前当过小姐。
难得有些老客还记得她。有天,她接到一个认识二十多年的老客给她打电话,说是从加拿大回来,想来看她,对方说,“花都!还在花都啊!”Maggie姐激动不已。
“为什么不离开这行?越做越好,怎么会放手,已经做了十几年,做得很好啊。”Maggie姐始终自信满满。
夜幕降临,Maggie姐回到公司。偌大的夜总会里冷冷清清,只有两拨百无聊赖的小姐坐在各自的池座里发呆、玩手机。“那些就是‘老虎’了,”Maggie姐偷偷指着一群身穿白色紧身背心、啃瓜子的内地女孩说,“很厉害的!”她用力使了一个眼色。舞池的另一边,几个穿黑衫黑裙的香港女孩低头默默玩手机,穿衣风格显然保守许多。
8点多不见客人多起来,Maggie姐决定上台唱首歌。她挑了邓丽君的《漫步人生路》,唱得竟有八分像。一个长一圈胡子的中年男人闻声从包厢里出来,是她认识10年的老客,某公司高层。他仍在捧她的场,挑她手下的小姐,只不过以前他一周来3次,现在一个月只来1次,也不喝酒,只喝茶。他不爱去卡拉OK,就喜欢站在夜总会的投影幕布前唱得掏心掏肺。贴面拥抱、寒暄一阵后,两人手拉手甜蜜地唱起《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
突然,“老虎”群一阵骚动,猎物来了。
钱和工作就是安全感
这间夜总会的装潢风格仍停留在上世纪90年代。天花板用几十块薄板拼成,镶嵌着几百盏星星状的小灯泡,从黑洞洞的头顶发出扑闪扑闪的微弱光亮。这片并不华丽的“星光顶”是前两年才装的,加上其他设备耗资共两百多万。
然而,“星光顶”也没能阻止这里散发出一股老旧的气息。红色半圆形皮沙发,黑色光面茶几,藏在柜子里的点歌机,还有空桌上摆着的那一碟早已走油的五颜六色的青豆蚕豆花生米。与内地极尽奢华的宫廷风比起来,这里简陋得只能达到内地三线小城歌舞厅的标准。
客人一入座,侍应生便端上十几条热毛巾、几筒骰子,一个小果盘以及不限量啤酒——除此之外,再无法点到其他食物。这些象征性的消费占据了账单的主要位置,很少有人真正去吃,而小姐,才是悄悄藏在背后的隐性消费。
Maggie姐在舞池边忙着打点生意,那身玫红色西装使她看起来像一尾在深海游动的鱼。即使做到公关经理,她仍然要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左边穿西装、戴眼镜的长脸男人是爸爸生,懂日语,专门接待日本客人;右边穿西装、留马尾辫的男人手下都是“老虎”;那个画浓眼线、一副烟嗓的妈妈生来自四川,现已投靠Maggie姐手下。随便一分,这个并不大的蛋糕也至少被分成了好几块。
如今,舞池边的池座早已无人问津,客人几乎是直接钻进包厢里。昏暗的光线下,这个世界仿佛与外界隔绝,自成一体,老虎,金鱼(特指不出街的女公关),妈咪,有人出,有人进,惟一不变的是,这里贩卖快乐,也诉衷肠。
打破这夜的是警员突袭的查牌行动,几乎让所有人都乱了阵脚,小姐们像惊慌失措的羊群朝四面八方散去,侍应生以最快的速度清空舞池,所有的客人必须待在包厢里,不许在现场围观。
顶灯开了,亮得刺眼,来自大陆的小姐们排着队伍,手持工作证,站成一圈等待检查。灯光照得这些女孩分外弱小,这或许是她们与现实世界最窘迫的一道联系,等着别人一次又一次确认这个藏在暗夜里的合法身份。
带好工作证的Maggie姐站在一边,她的额头悄悄渗出汗来,这位身经百战的女强人难得碰上让她紧张的时刻。作为公关经理,她还要为查牌时间担忧。通常80个小姐的查牌时间是一小时左右,按每人500块计算,这一个小时里,公司至少将损失4万块。让Maggie姐惊喜的是,这夜的查牌时间仅为15分钟。
恐慌散去,小姐、妈咪又重新各归各位。
有客人钻进包厢了,几只反应迅速的“老虎”立刻拎着化妆包在包厢外排起了队,等待被客人选中,落选的小姐只能回到座位上等着下一次机会。
这种空欢喜,Maggie姐早已司空见惯。直到某天,她看每个男人都觉得累,也不再相信男女之间的爱情。
因为在夜场工作,结婚5年后,丈夫便与她离婚,并阻止儿子与她见面。“他跟儿子说,你妈妈是贪慕虚荣的人,不要我们啦。”Maggie姐相信,总有一天,儿子会明白,会回来找她,“妈妈不是贪慕虚荣的人,要是的话,别人送我房子我早就跟他走了。”
离婚后,追过Maggie姐的人无数,有客人送她奔驰,甚至房子,她都没动心过。“有钱很丑,我不喜欢。有钱很蠢,我不喜欢。我喜欢的,但人家有太太,我又要面子,就分开了。”
后来,她谈过3个男友,3个男友都给她钱花,又出去玩,每次都被她知道,前两次,她还会心痛,到最后一次,她彻底心灰。“遇到的人都很爱玩,不是不爱你,爱你他还要搂别的女孩。婚姻就是一张纸,真爱不用结婚,婚姻没有安全感,钱和工作才有安全感。”
“每个小姐我都跟她们说,男人啊爱情啊不要看那么重,做小姐要钱,不要花时间和青春,最多5年就不要再做啦,5年已经很久了,样子都会变老,10年就找不到男朋友了,”Maggie姐说,“出去以后做点小生意,不要让别人知道以前做过小姐。”
两年前,与她相伴13年的京巴犬Momo离世,令Maggie姐伤心不已。那是前男友送给她的,为了纪念小狗,她在杯子和毛巾上都印满它的照片。“宠物比男人更懂我,它知道我什么时候不开心。男人?遇到的话就做个伴咯。”
前路茫茫
几曲唱罢,Maggie姐的情绪上来了,扭动腰身到池座坐下,那位四川助理很快粘了过来。“谁让你今天去深圳啦,没口福哦,我在水车屋吃了这么大一盘刺身呢!”Maggie姐一脸娇嗲,拿手比划起来——过去,那是她吃得几乎想吐的东西。助理识趣地接过话,用一种混杂着川普和粤语的口音恭维她的上司。两人大笑,抱成一团。
一个叫Dora的22岁香港女孩被领了过来。她化淡妆,戴假发套,涂宝蓝色指甲油,用iPhone,是一个不折不扣的90后美少女。Dora进夜总会不过一个月,是条“金鱼”。她叫Maggie姐“婆婆”,那位四川助理才是她的妈咪,她们是这里的“一家人”。
舞池两侧,专门接待日本客人、手下都是“老虎”的两位“公公”不时在各自的小姐身边逡巡,神情警觉,又有点闷闷不乐。一晚上,偶尔出现的几只“猎物”,也会被他们抢夺分食,而生存最大的资本就是小姐的本事。
一只极其丰满的“老虎”骄傲地穿过舞池,Maggie姐不屑地撇过头,“隆的。”像Maggie这样的上一代香港妈咪,对内地小姐的态度确有几分微妙:她们喊价低,又拼命,很快就把传统的夜总会小姐比下去,再看看她们的外形,哪一个不是浓妆艳抹、凹凸有致。连Maggie姐也惊叹于这些内地女孩的拼命和坚韧:香港夜总会黄金时期,一大批内地女孩来香港淘金,中国城、大富豪都有内地小姐的身影,狠命做几年就挣到了第一桶金,然后金盆洗手,在香港嫁人,或回老家做生意。“她们很有规划,知道自己要什么,所以叫老虎,很厉害啊!老虎都是出街的,出街后的小费全归她们自己。”
跟“老虎”比起来,“金鱼”Dora只算得上幼雏,甚至还带着学生妹的清纯和天真。进夜总会前,她在一家发廊里当洗头妹,赚钱不多,又很辛苦,师父就把她介绍给了Maggie姐。为了盖住原先假小子模样的板寸头,上班时,她还要专门戴一顶成熟的假发。
Dora入行不久,却深知自己与“老虎”之间的差距。“她们有那个,(胸部)很大,我就不行,身材不好。她们一看到客人就抱过去,我都不会呀!”
尽管如此,在夜总会赚钱也比理发店容易得多,也多得多。每晚,她的任务是安静地坐在客人身边,只要一只手搭在客人腿上略表温柔,她就可以整晚发呆、不说话。只有在啤酒溢出杯子的时候,她会拿一块毛巾垫在杯子底下。只要陪客人坐上3小时,她就能赚到500块。
客人还是当年那些,80、90后的小姐已经出道。客人和小姐之间也开始出现代沟。Dora就好几次抱怨中年客人唱歌太大声、太难听。
她这一代的小姐更自我,也更在意形象。因为公司后门楼梯太陡,又黑,每次下班,Dora只能从夜总会正门出去。她最烦那些带着猎奇目光的游客,发现她从正门出来,拿着相机拍个不停。有次,一个外国客人在夜总会正门看见她,甚至一路尾随,坚持要给她拍照。
“80、90后女孩不喜欢夜总会这个名字,不会走进你的地方去工作,怕被朋友知道。很多女孩自己在网上找客人,人家两小时1000块,你3小时才500块。人家叫PR,讲出去就是陪客人吃饭,‘做鸡’说出来多不好听!”Maggie姐说,“以前一周可以招到两三个小姐,现在一个月才两三个。”
女孩就是夜场的本钱。招不到女孩让Maggie姐也相信这个行业前途渺茫,只会越来越差,场子开得越大,亏本就越多。“很多人以为夜总会生意好做,经济不好了,什么都没有,投钱到夜总会的都失败。客人呢,太老了,很多已经玩不动了,年轻点的,又嫌你那里老气。”
她打算再做两年就收山,转行做生意。她那颗女强人的事业心还想再搏一搏,但对夜场,她早已看遍人生百态、世事变迁,“够了,倦了。”
“新花都”迎宾处旁,威风凛凛的关公像前仍香火兴旺,红色地毯两侧挤挤挨挨地摆着两行明灿灿的盆景菊花,刺眼的灯光恍如白昼。面带倦意的印度人抬抬手,与客人道晚安。电梯门关上,音乐骤停,一个时代的歌舞升平也被挡在了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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