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宏志:台湾社会的“张望者”
撞见罗大佑和侯孝贤
1980年代是台湾经济起飞的时代,在各领域都展现出高度的创造力。身处这样的风起云涌中,詹宏志也在困惑中不断找寻着自己的道路。
1983~1984年间,詹宏志刚刚从新闻出版业转行,出任滚石唱片的企划部经理。“正好撞见了台湾流行音乐的巨大变化。”
詹宏志所指的“巨大变化”是罗大佑的横空出世。这个不高不帅、声音沙哑的男人,唱着“台北不是我的家,我的家乡没有霓虹灯”走进人们的视野,彻底颠覆了传统流行音乐工业中的诸多标准。
罗大佑的专辑《未来的主人翁》是詹宏志接手的第一个案子。“他的音乐是有话要说的,你必须把他的意见和他的音乐整体看待。这对当时的台湾流行音乐是莫大的冲击,所有的工作方法都得变。”
1983年底,詹宏志为罗大佑举办了台湾第一场真正意义上的个人演唱会。为了展现摇滚的力度,他甚至租来了全台北所有的音响。那次演唱会后来成为台湾流行音乐史上的经典和标杆。
轰轰烈烈的台湾新浪潮电影运动中,詹宏志也“张望”了一回。
1983年,由侯孝贤、曾壮祥、万仁合导的《儿子的大玩偶》一片发生“削苹果事件”(《儿子的大玩偶》上映前,虽已通过官方审核,却遭一些影评人士用“中国影评人协会”名义密告中国国民党文工会,指称片中贫穷落后及违章建筑的画面不妥当,恐有影响“国际形象”的疑虑。属于党营企业的“中央电影公司”在未经当事人同意下,打算修剪其中“苹果的滋味”部分片段。《联合报》披露后,引发台湾舆论界一片哗然,纷纷批评其官僚作风,迫使“中央电影公司”放弃删减。最终,影片一刀未剪通过上映。此事件常被称为“削苹果事件”——记者注),时任《中国时报》编辑的詹宏志在副刊以全版声援该片,撰文为新电影在舆论上造势。
1987年1月24日,包括杨德昌、侯孝贤、赖声川在内的53位台湾文化人和电影人,在《文星杂志》和《中国时报·人间副刊》上联名发表了“台湾电影宣言”,阐释了对政策单位、大众传播、评论体系的“怀疑”、“期望”、“呼吁”及新电影工作者的决心。
作为该宣言的执笔者,詹宏志没有想到,宣言发表后并未产生预期的影响,反而加剧了原有的争论,让台湾新电影运动从此分崩离析。
“摇笔杆不可能解决台湾电影面临的问题。让一部作品出现,远比10场论战有意义。”此后,詹宏志改变了旁观者的态度,亲自参与电影工作。侯孝贤正筹拍的《悲情城市》成为他实践的第一步。
陪年代集团董事长邱复生吃了一年早饭后,詹宏志终于说服了这个之前和电影界没有任何关系的投资者为《悲情城市》的拍摄埋单。
结果,这部于1989年发行的电影,赢得威尼斯影展最佳影片“金狮奖”,成为台湾首部获得这一荣誉的电影,并在台湾获得过亿台币的票房。
为表感激,侯孝贤在收到2000多万元新台币片酬后,当天就拎了50万现金去詹宏志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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