厕所：两百年“革命史”

2012年06月06日 10:32
来源：看历史 作者：四以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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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大学遗传学家加利·拉夫昆认为，在延长人类寿命的诸多因素中，厕所是最大的变量，现代公共卫生设施使人类的平均寿命延长了20年。因此，过去200年中，医学界的最大里程碑，既不是青霉素也不是避孕药，而是“卫生设备”。

“厕所”是一个令人尴尬的话题，除了艾伯特·伊莱亚斯和亚历山大·基拉之外，几乎无人涉猎公厕文化。更有甚者，当一家期刊以“厕所论文：分性别修建公共厕所”为题向社会征文时，《新标准》杂志的一位读者藐视地回应道：“这代表人类知识和道德可怜的破产！公共厕所！难道竟沦落到了这种地步？”

但不为人所知的是，根据2007年《英国医学杂志》的统计调查，过去200年中，医学界的最大里程碑，既不是青霉素也不是避孕药，而是现代“卫生设备”。

在19世纪排污设备很差的伦敦，有一半的婴幼儿夭折；当拥有了厕所、排污系统以及人们习惯了用肥皂洗手后，儿童的死亡率降低了1/5。这是英国历史上儿童死亡率降幅最大的一次。

由此，哈佛大学遗传学家加利·拉夫昆认为，在延长人类寿命的诸多因素中，厕所是最大的变量，现代公共卫生设施使人类的平均寿命延长了20年。拥有良好卫生设施的人患病的几率较小，请假误工的时间也较少，这样他们的医疗支出也就相应减少。有研究数据显示，在卫生设施方面每投入1美元，在节省医疗费用和提高生产力方面平均能得到7美元的回报。早在1875年，英国伯明翰的市长约瑟夫·张伯伦就曾说过，由可预防疾病所引起的矿工和医疗费用每年高达54000英镑，是修建卫生设施花费的两到三倍。

五万生命的代价

现代排污系统的诞生，与伦敦一次大瘟疫有关。当时随着排泄成本的上涨——清洁工的工资涨到每晚6便士，百姓们发现直接把粪便倒入掩盖住的水道里更方便省钱。既然他们是掩盖着的，谁会在意呢？而且，更重要的是，又有谁会去看呢？于是，到1815年，人们普遍都这么做了，以至于伦敦市政府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允许人们把自己的排水管和下水道接通。随之问题就来了。这些下水道都直接通向泰晤士河。到1840年，正如维多利亚时代的建筑师托马斯·丘比特在议会的小型特别委员会上为实施《城镇卫生法案》作证时所说的那样：“泰晤士河现在已经是一个巨大的粪水池了，而不再需要每人一个粪坑了。”

在此情况下，各种疾病随之滋生蔓延，其中最可怕的是霍乱。霍乱病菌的主要载体就是人类粪便。在良好的卫生条件下，水源与粪便分开，可以抑制霍乱的传播。然而在19世纪早期的伦敦，当地9个水管理公司中有5个是从泰晤士河直接取水供人饮用的。而这正是霍乱的温床。1831年爆发的第一场瘟疫夺去了6536人的生命。在1848~1849年的瘟疫中，整个英国死亡50000人，其中伦敦就死了14000人。

当时，由于刚刚流行起来的抽水马桶向已经满满的粪坑或下水道排放了更多的污水，因此被指责为带来了更多的恐惧却没有解决任何问题。

公共卫生专家在谈论这场灾难时，都不会忘记约翰·斯诺医生。正是他第一个认识到，霍乱在粪便中传播，而粪便又污染了水源，从而导致了这场瘟疫。1854年的一个星期五上午，约翰·斯诺医生将百老汇街上的一个水泵柄拆了下来。这一历史性的举动阻止了这场瘟疫的蔓延。从此，结束了公共卫生员爱德温·查德威克关于“将污水直接排放到泰晤士河可能伤害这条河，但却能保护人的健康”的歪理。英国开始建设污水管道，冲水厕所也不必再背黑锅了。这就是伦敦著名的巴扎尔盖特下水道系统的来源。

现代厕所的普及

此外，现代公共厕所也是在这一时期被提上议事日程的。1851年的万国工业博览会上，乔治·詹宁斯为水晶宫修建了公共厕所，共有827280名游客付费使用了该公厕。然而，之后的大多数建筑物仍然出于对成本因素的考虑而选择不造厕所。1858年乔治·詹宁斯提出在“那些碍眼的、使大城市受到批评的瘟疫地区”建造适合“现代文明发展阶段的厕所”的提议：

“我知道这个话题非同一般，处理起来也很棘手，但是我们不应该因为虚假的文雅而不去关注那些影响千百万人健康和舒适的问题。这些人每天都穿梭在你们的城市中间……一个民族的文明可以从他的室内和卫生用具来衡量。虽然我的建议可能令人无法接受，但是我坚信总有一天，将会在众人聚集的所有地方建造拥有完备设施的停留站（此处指公厕）。想象一下：每次用完坐便器后，一位可敬的服务员因害怕被解雇而认真地用潮湿的皮革制品擦洗每一个坐便器。他还会给那些顾客递上他们有可能使用的干净拭巾、梳子和牙刷。鞋匠还可以在里面做擦鞋生意，因为很多人宁可穿着脏鞋走开，也不愿意站在那儿，让别人盯着他们肮脏的鞋子。”

不过这项提议直到19世纪70年代才被接受。无独有偶，在英吉利海峡的对面，直到1871年巴黎市政厅仍然还没有卫生设施。在1982年出版的《纪念巴黎市政厅重建100周年》里，对这座雄伟建筑的方方面面，甚至包括暖气、照明、电话、电梯都作了细致的介绍，唯独对卫生设施只字不提。这并不是偶然的，在夏尔·加尼尔设计的歌剧院里同样没有卫生设施。他在自己的著作《巴黎新剧院》中如此解释：“盥洗盆和水桶虽然是建筑的一个部分，但它们不能成为对这门艺术进行革命性改造的对象。”

因此，人们在这座新剧院享受高雅艺术时，不得不憋几个小时或自备尿壶。这在今天看来相当荒唐，可在当时却极其正常。19世纪资产阶级的一个典型特点就是对身体的自制力。在学校里孩子们的第一课就是学习如何摆脱“身体下等机能”，以应对日后的沙龙社交。在上流社会里，片刻逃离沙龙被认为是最为失礼的行为。难怪一些沙龙里会出现这样的标语“忍得一时，多年不爽。”

内急时如不解决会造成严重的后果，自古以来的医生都知道这点。但真正落实并出现在沙龙里，流行在社会上，还是在现代。倡导现代厕所的卫生战役中，1883年是个标志性的时间。除了严格意义上的技术进步外，还应指出的是，社会普及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医生在此扮演了重要角色。在1883年4月16日巴黎卫生住房委员会的会议上，纳皮亚医生质疑他的某些同事，认为他们25个人一个厕所的论点完全停留在经验层面。他大胆指出，这个数字必定会成为破坏卫生的一个原因。在他看来，每套住房都必须有自己的厕所。但是他也知道，这个要求在很多人看来“太激进，完全是革命性的”。因为在当时，随便翻开一本卫生报告看到的数字都是：“塔内利街22号，70人共用一个厕所。意大利大道135号，40人共用一个厕所。埃斯基罗尔街41号，60人共用两个厕所。”10年后行政当局终于承认每套住房内部都应该附设卫生间的原则，并在1894年颁布法令。但这却是在人们为此付出惨痛的生命代价之后。1892年，19世纪最后一次霍乱爆发，塞纳省死了1797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