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到只剩我一个
走到最后的幸存者
我的小学在村庄里度过,整个小学只有一间教室和一块黑板,我的大伯——村小学老师——一个人带两个年级的语文和数学。教室很破,下雨天石板房漏雨,我们就把桌椅移开滴水的地方。
后来,初小被合并到乡里面的中心小学,这种基于办学成本的合并在当时的农村很普遍,常常三四个小学合并为一个小学。
这种撤并使得学生和家里的负担一下子大了起来,同村和邻村的不少同学都回家帮忙干活了。留下来的学生也只能是混日子,每天天不见亮就带着手电筒走山路去上学,到了教室已经是筋疲力尽,下午又要走路回去,从放学走到快天黑才到家。老师们对于学生的境况也是束手无策,水平有限的他们并不懂如何在课堂上调动学生的兴趣,他们总认为是我们太懒惰了,于是体罚成为家常便饭。
等到小学毕业时,我所在的班级就只有三十三个人了,同村的同学就只有一个男孩子。初小那些同学,除了两三个留级,其余没有读书了。邻近几个村情况也都一样,辍学成为家常便饭,纵然是集镇上条件好的家庭也有很多人辍学,他们常是因为调皮被老师体罚,跑回家就再也不敢到学校了。
等到上高中时,整个年级就只有一个人是我小学的同学。对于很多家长来说,农村上学希望太过渺茫了,不如让孩子打工攒钱盖房子,盖好房子娶妻生子则是最实惠的选择。从小到大,我的那些同学们总会逐渐消失于上学的途中,出现在田间地头或者打工者拥挤的火车上。
今年我大学毕业,回想自己一路来的经历,如果说把我和同伴们所经历的教育过程比喻为一次探险,我更愿意相信自己只是一个走到最后的幸存者。还记得高中时,政治老师曾经在课程问我们一个问题:政府下决心关闭黑煤窑、黑砖厂,大家说好不好?
我们异口同声回答说,好。汪老师当时很神秘地摇摇头说,对有些同学也不一定好。“不好好学习,原来还有一条路,可以进这些厂打工,现在这条路也堵死了。”
大学毕业前夕,我回家参加初小同学的婚礼,听到了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
好消息是,教过我们的大伯今年要退休了,这位有着43年教龄的乡村教师,回想职业生涯最得意的是,这辈子总算培养出一个大学生,也就是我。他的许多同事,穷尽一生也没教出一个。
坏消息是,村小班上的5个男生,如今就剩下我们俩了。其他三人辍学后到煤矿打工,被埋在了矿下面,回到村里的只有他们的骨灰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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