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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精英的溃败

2012年04月25日 10:15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作者:何三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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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的网络上流传着某人拿了某地官方“课题费”之类的“谣言”。某者,是指具有某种社会地位的知识精英,“课题费”,即某地政府以课题的名义向他们支付的钱财物。而某人一定会极力否认,似乎这是一件很不光彩的事情。

但是,政府有课题,向社会发包,然后支付报酬;知识精英为政府征用,然后按劳取酬。这不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么,有什么好避讳的呢?在大多数国家,知识精英或研究机构为政府提供常年支持,或临时顾问,不仅正常,而且荣耀,绝无藏着掖着之理。我们这里,又是什么国情在起作用?

原来,我们的政府课题,往往比较“敏感”。它可能是这样的情况:某地要突击“法办”一批人,这批人如果换到中国的另一个地方,可能正是体体面面的精英人士,或政府的座上宾,于此,需要法学专业人士提供“帮助”。或者,为了营造一种当地主要领导喜欢的外在形象和舆论氛围,需要征用一批“舆情专家”。再如,某地领导有独特的意识形态追求,需要请一批某种特定成色的理论家来构建一种理论。

说白了,他们是在服务这些地方的政治小气候。他们的工作,未必通得过现行法律的检验,或者跟上级的要求可能格格不入。因此,不得不“低调行事”。

需要明确的是,这并不是某地政府的特殊爱好。根据目前的行情,似乎各地政府也都舍得在这些地方花钱,以至弄得一些在各地政府间赶场子的人士忙不胜忙。这表明各地领导都很重视自己的“课题”。

这里透露出今天的知识阶层跟政府的一般关系。总的说来,今天的体制已经“吸纳”绝大部分知识精英。这是中国知识精英在新时期的命运。在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有所谓“脑体倒挂”的说法,媒体上天天有知识阶层在哭穷。那时,绝大部分文化人被禁锢在体制里,而体制给他们的待遇,不足以在日益高涨的物价面前维持尊严。同时,“没有体制”的农民,在开始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市场打一天零工,可能获得他们半个月的收入。那时,流传着“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拿手术刀的不如拿杀猪刀的”两句民谚。

这种情况,随着此后的经济进步而成为历史。到今天,进入体制的读书人跟着体制一起打了翻身仗。庞大的财政体系支撑了数不胜数的官方和“半官方”机构,各种事业性质的文化部门、大学、研究所,甚至协会,也都获得了体制的好处。改革时代的经济利益,是按权力分配的。利益的大小跟你与权力的距离成反比。权力体制内部是一级分肥阶层。只要能沾上体制,也都有体制以外的人们所不能沾边的利益。

即便这样,知识阶层还是会屈从于异化的权力的收买。知识和良心之间可以这样谈判:自己所得到的,只是官场挥霍和腐败的零头。政府向应召精英人士发放的“红包”,也都只能叫边缘利益。一个地方官员的贪污金额,会超过数十位知识精英拿到的课题费的总和。此外,他们也可以这样自我安慰:自己不拿,别人也会拿。这个想法导致一种攀比性的堕落。最后,用“腐败零头”的投入,对整个知识阶层的收买就可以发挥奇效。

即便你是体制外,只要你某方面有专长,体制也可以看上你。例如,你是“网络意见领袖”或网络骇客,你就有可能被后备为“网络宣传员”。此外,围绕政府这块肥肉,还滋生了一批掮客和中介公司,它们在“买方”和“卖方”中间穿梭,使得“课题”的成本更加昂贵。

总之,各级政府需求旺盛。你的话语权可以直接到政府那里去兑现。你不是公务员,政府也给你派发了“腐败”的机会。官员不守法,社会无清流。公共权力被滥用,国家财政不仅腐蚀了政府,也败坏了社会。知识阶层需要检点,但如果不能有效约束官员的权力,这话等于白说。就各地的“政府课题”一事来说,如果可以要求它的内容、目标以及经费都公开,普通公众也可以查询和批评,而不是只服从领导意志,也不至于成为一个臭名昭著的谁都害怕沾染的妖怪。

[责任编辑:于一爽] 标签:课题 知识精英 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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