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困守孤岛的民主梦想 对中共的统战置之不理

2012年04月20日 10:28
来源：文史参考 作者：熊崧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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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每年资助胡适9000美元

此时，蒋介石没有忘记他潦倒之中的“诤友”胡适。在台北“国史馆”所藏“蒋中正总统档案·文物”中，有一组50年代初蒋介石与俞国华之间的电报。俞国华是蒋介石的同乡，长期在蒋介石、蒋经国身边工作，参与机密。俞国华1947 年赴美国，1951年出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副执行董事。这组电报拟于1951年5月15日到1955年5月16日，内容很简短，都是蒋介石委托俞国华向陈立夫、胡适赠款。据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陈红民考证，这组电报是真实的，在1951 年至1955 年间，蒋介石共向胡适送过9笔钱，每次5000美元，几成定制，共美金45000元。平均一年9000美元，比胡适在普林斯顿大学的年薪要高。

胡适在其日记中对此项固定资助并未提及，不着痕迹。但钱他应该是收了的，因为蒋介石不会在一连碰壁后，还连续几年一如既往地赠送。而且俞国华给蒋介石的回电中，有“胡、陈二先生特别费，遵当于月底前照发”一句，“照发”就是“照前例分发”之意。可以想象的是，这笔钱对于胡适可谓是雪中送炭。在俞国华首次向胡适赠款10天后，胡适于1951年5月31日给蒋介石写了一封长信，在信中胡适劝蒋介石要知己知彼，“多读中共出版的书，如《斯大林论中国》之类”，还劝蒋介石想想“国民党自由分化，分成几个独立的新政党”，还希望“蒋介石辞去国民党总裁”。两年多没联系，忽然向蒋介石建言，可能还是和蒋介石的人情有关。

1952年，英国牛津大学邀胡适出任东方哲学与宗教讲座教授，胡适有意应聘，但鉴于英国已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遂向“外交部长”叶公超请求，让叶征询蒋介石意见，最终因蒋不同意而作罢。按说胡适又无公职在身，只是应聘英国的一个教职，如此郑重其事地向蒋请示，估计还是接受了蒋介石接济的原因。

1952年11月19日至1953年1月17日，胡适应台湾大学及台湾师范学院邀请赴台讲学。在台湾，一下飞机就受到热烈的欢迎，蒋介石派蒋经国赴机场迎接。临回美国前，蒋介石约胡适吃饭，两人交谈了2个小时。胡适说台湾没有言论自由，说“宪法只许总统有减刑与特赦之权，绝无加刑之权。而总统屡次加刑，是违宪甚明。然整个政府无一人敢向总统如此说！总统必须有诤臣一百人，最好一千人。开放言论自由，即是自己树立诤臣千百人也”。

蒋介石在日记里说这次谈话“对余个人颇有益也”，认为胡适的意见是“金石之言”，让他颇为感动，评价胡适是其“平生之诤友”。

1954年2月18日到4月5日，胡适又一次回到台湾，当时台湾要召开“国民大会”第二次会议，改选“总统”、“副总统”。胡适回到台北后发表谈话：“国家处境艰难，除蒋总统以外，没有人比蒋总统领导政府更为适当……”当有人告诉胡适，传说蒋介石曾推荐胡适为总统候选人时，胡适回答，他认为这是蒋介石的谦让，非常感谢。但他心脏病史已达15年，连人寿保险公司都不愿保他的寿险，怎能挑得起“总统”这副担子？有人问他如果真被提名并当选怎么办？胡适答复道：“如有人提名，我一定否认；如果当选，我宣布无效。我是个自由主义者，我当然有不当总统的自由。”

将中共抛出的橄榄枝当“匪情”

50年代中期，国共两党一度出现了缓和的迹象。1956年1月25日，毛泽东在第6次最高国务会议上宣布：“国共已经合作了两次，我们还准备进行第三次合作。”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胡适作为“代表性人物”，无疑成为中共争取的对象。

中国共产党对胡适的再度争取，以毛泽东1956年2月在北京宴请全国政协的知识分子代表时所说的一段话为标志。毛泽东在谈到批判胡适时说道：“胡适这个人也真顽固，我们托人带信给他，劝他回来，也不知他到底贪念什么？批判嘛，总没有什么好话。说实话，新文化运动他是有功劳的，不能一笔抹煞，应当实事求是。”此后，出面劝胡适的有两个人，一个是周鲠生，一个是曹聚仁。

周鲠生是知名的国际法学家，曾任北京大学教授兼政治系主任，是胡适的同事和文友。1956年9月16 日，时任中国外交学会副会长、外交部顾问的周鲠生应“英国联合国同志会”之邀赴伦敦访问。在这里，他会见了创办《现代评论》时期的老友陈源，在无第三者在场的情况下畅谈了三个小时。周鲠生除规劝陈源回大陆之外， 还动员胡适也回大陆看看。陈源于9月20日致函胡适， 原原本本转达了周鲠生的上述意见。大意是说：大陆对胡适的批判主要针对他的思想，并不针对个人。如果胡适回去，还是会受到欢迎，并且来去自由。依据当时的外事纪律，周鲠生和陈源的接触事先必须经过请示，事后也必须进行汇报。周鲠生保证胡适可以在大陆来去自由，当然也不会是他个人的轻率承诺。胡适在陈源信中“对于你，是对你的思想，并不是对你个人”这句话的下面划了线，并写了一句旁批：“除了思想之外，什么是‘我’？”

1957年春，新加坡《南洋商报》记者曹聚仁给胡适画去一封信，规劝胡适回大陆看看。曹聚仁是抗日战争期间中央社战地记者，在赣南时，与蒋经国熟识，著有《蒋经国论》，大陆解放后，长期居留香港。1956年开始，他以新加坡《南洋商报》记者的身份，多次到北京，受到毛泽东、周恩来、陈毅等人的接见。胡适在1957年3月16日的日记中写道：“收到妄人曹聚仁的信一封。这个人往往说胡适之是他的朋友，又往往自称章太炎是他的老师。其实我没有见过此人。”然后在曹聚仁来信的信封上批了“不作复”三个字，并派人将信转交了台湾“司法行政部调查局”，作为“匪情”研究的资料。

在胡适的思想深处，始终有一个理念，即自由主义者与共产党人是格格不入的，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不是共产，就应该是彻底的反共，中间决无余地，可资徘徊犹豫”。他堵住了中共为他敞开的大门。

就职“中研院”院长，当面批驳蒋介石

1957年11月4日，蒋介石发表命令，准许“中央研究院”代理院长朱家骅辞职，任命胡适为院长。胡适最初以肺炎为由推辞。蒋介石坚持由胡适接任，台湾各方函电劝请胡适回台任职的很多。胡适也想利用“中研院”史语所的藏书写完《白话文学史》和《中国哲学史大纲》，12月6日，他复电蒋介石，请任命考古学家李济暂时代理院长，等于同意将回台湾任职。

1958年4月8日，胡适回到台湾，“副总统”陈诚到机场迎接。4月9日，胡适在“总统府秘书长”张群的陪同下前往士林官邸，和蒋介石谈了大约一小时，说的都是学术问题。

4月10日，胡适就任院长，蒋介石到会祝贺并演讲，赞扬胡适“个人之高尚品德”，并号召“发扬‘明礼义、知廉耻’之道德力量”。出乎所有人的意料，胡适当面反驳了蒋介石的这一提法。他说：“刚才总统对我个人的看法不免有点错误，至少，总统夸奖我的话是错误的。我们的任务，还不只是讲公德私德，所谓忠信孝悌礼义廉耻，这不是中国文化所独有的，所有一切高等文化，一切宗教，一切伦理学说，都是人类共同有的。总统年岁大了，他说话的分量不免过重了一点，我们要体谅他。我个人认为，我们学术界和中央研究院应做的工作，还是在学术上。我们要提倡学术。”胡适的话没说完，蒋介石已怫然色变，其他听众也一个个目瞪口呆。过后，有朋友劝胡适回台说话要谨慎小心，认为胡适有伤蒋介石的面子。胡适自己觉得没什么，“诤友”总有说话的自由嘛。然而，蒋介石却视此事为奇耻大辱，以至于夜不能寐，在日记中说胡适“狂妄荒谬”。

此后，随着胡适明确反对蒋介石参选“第三届总统”，两人矛盾逐渐加深。1960年，与胡适渊源颇深的刊物《自由中国》筹建反对党“中国民主党”，触了蒋介石的禁忌，《自由中国》实际上的负责人雷震在当年9月4日遭到逮捕，其罪名是“包庇匪谍”。为雷震鸣冤的胡适不断向“总统府秘书长”张群表达见蒋的要求，11月18日，蒋介石终于答应见胡适。

这次会见的气氛远没有此前两人见面时的融洽。蒋介石以前都是单独接见胡适，这次会见时一左一右站着两位便衣。蒋介石抢先谈到了雷震问题。他说：“我对言论自由，已经放得很宽，但雷震背后有共产党的间谍，政府不能不办他。这一两年来，胡先生好像只相信雷震，不相信我们的政府。”胡适说： “今天总统说这话太重了，我当不起，我受不了。总统没有出过国，副总统也没有出过国，你们不会深知雷震案在国外产生的不良影响。”

这次谈话大约进行了五十分钟，最终胡适没有取得任何成果，雷震被判有期徒刑10年，《自由中国》杂志也被迫关停，胡适想借助蒋介石在台湾推行民主的幻想也就此破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