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军阀秘史：武夫当国下的民主实践

2012年04月19日 10:37
来源：凤凰网文化 作者：杨津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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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军阀是中国近代史上最为重要的群体之一，曾在政坛上呼风唤雨，但今人对他们的了解却并不太多。在谈论北洋军阀之前，我想先讲一个故事。说是同治六年(1867年)，两江总督曾国藩与幕僚赵烈文谈论国事，后者预言，“天下治安一统久矣，势必驯至分剖。然主威素重，风气未开，若非抽心一烂，则土崩瓦解之局不成。以烈度之，异日之祸必先根本颠仆，而后方州无主，人自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所谓“主威素重”说的是慈禧尚能统御全国，后来两宫晏驾，辛亥革命爆发，中国果然陷入“人自为政”的军阀割据——这才距赵烈文说话时45年。

 大清帝国倒台后，袁世凯被推举为第二任临时大总统，由此中国进入了为时16年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在《北洋军阀秘史》一书的序中，作为提及唐德刚先生的一个“四四划分法”，也就是将1922年—1928年执政的北洋政府划为四个时期：袁世凯当国（1912—1916）；段祺瑞的皖系主政（1916—1920）；曹锟、吴佩孚的直系主政（1920—1924）；张作霖、张学良父子的奉系主政（1924—1928）。在北京这个中央政府以外，地方上的“土皇帝”们为所欲为，如张勋、张宗昌、孙传芳这些人更都权重一方。本书就以北洋时期这些重要人物的事迹为纲，将这段历史简明扼要地展现给读者，相当于一本“北洋小通史”。

说北洋时代是“武夫当国”不假，但吊诡的却是，中国历史唯有这个时期实行的是西式民主制度，不仅有总统、有总理，也有议会。北伐之后，国民党遵循孙文的建国大纲，实行的是“训政”，1947年“行宪”时的“五权宪法”则深具中国特色。北洋政府与大清朝相比，至少是有了选票。1913年，中华民国首届国会就是选举产生，当时虽然对选举人资格有财产或学历限制，选举中也问题百出，但至少有了民主政治的形式。袁世凯骄横跋扈，终究还是要费尽心机地给议员们关在会场，耗上一天才凑够票数，“合法”地当上首任正式大总统。后来曹锟入主北京，想要过一把“总统瘾”，也还是要花大价钱收买议员，凭着选票如愿以偿。以至在胡适先生看来，“民主政治在中国的发展最值得惋惜的便是民国初年的那一段”，因为“那时的北京政府已具备了民主政治的基本结构”（唐德刚《胡适杂忆》）。无独有偶，台湾的殷海光先生也曾将民国初年的民主实践比喻为“美丽的朝霞”。

世上任何制度在试行初期，都不免会有弊端显现，但如果能一步步走下去，及时予以修正，又何尝没有成功的余地？只是武人们既不懂得，也不愿理会这些道理，他们只相信手里的枪杆子，遵奉学者邓野所说的“民国政治逻辑”。于是在北京有直皖、直奉大战，南方有护国、护法运动，地方上更不断有争夺地盘的小股火并，当真是国无宁日，谁还记得起“民主”两个字呢？或许正如金满楼在书说的那样，“未经考察和研究，也未对民众进行启蒙和普及，便照搬舶来品乱搞一气，不亡国亡种已属万幸。”北洋军阀最后的大佬张作霖，干脆抛开国会，以大元帅的名义做了北洋政府的末代元首。

在《北洋军阀秘史》中，军权与法律的冲突随处可见，手中无兵的总统黎元洪只能让总理段祺瑞欺负，及至老段下野后复任“临时执政”，名义上集总统、总理大权于一身，但那时他早已没有了自己的人马，同样只能忍气吞声地讨好扶他上位的两位“婆婆”——张作霖与冯玉祥。冯玉祥策划暗杀了段祺瑞的爱将徐树铮，老段也唯有徒唤奈何。

在讲故事之余，金满楼还将一些学界业已广泛讨论，而未曾被教科书修正的内容介绍给读者。如宋教仁之死，其幕后黑手究竟是谁，从来就没有定论，而我们一贯都说是袁世凯指使手下实行了暗杀，而同样有嫌疑的还有陈其美。又如“二十一条”的签订，教科书从来没有说过当时谈判的艰辛，以及袁世凯政府的外交努力。《北洋军阀秘史》一书谈到这些问题时所补充的内容，不但使历史立体化，也让北洋人物不再只是脸谱化的“恶人”。

金满楼在《北洋军阀秘史》一书后附有自编的“北洋时期大事记”和“北洋时期人物小传”，方便读者在阅读中随时查阅，不至于因北洋时代纷杂的人物与事件而一头雾水。要想让大多数的普通读者更全面地认知过去，好的通俗历史读物必不可少。在金满楼看来，“通俗历史不仅仅是学术历史的一种简化和普及，而应是建立在广泛阅读及细致的辩驳之后的一种基本认同。”其实他长期以来也正是在实践这一理念，希望让读者有一天能恍然大悟：“民国原来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