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国治：美国作家没有社会（上）

2011年12月23日 14:25
来源：时代周报作者：舒国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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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50年代以来，就有不少欧洲作家指出，美国作家之间显得很疏离，并且美国也少有所谓的“文学地盘”（Literary Colony）。

那时文人汇集的几个比较有名的村镇，约有加州中部海岸的“大舍”（Big Sur）、纽约州的伍市铎（Woodstock）及新墨西哥州省会圣大非（Santa Fe）。

至于大城市中，美国作家也少有鲜明的咖啡馆逗留习态，这与欧洲的大城如伦敦、巴黎、罗马的文人情况极不相同。

单以纽约的咖啡馆来说，便没有比它小得多的巴黎市里的咖啡馆文人相聚的那种盛况。并且在纽约逛咖啡馆的文人属于比较年轻的、波西米亚式的一类。老作家以及扬名立万的大牌作家，皆互相住得极为偏远，甚至住在一些极为不方便的奇怪地区。

当然，在纽约出版商举办的鸡尾酒会里，作家们不时会持杯相见、寒暄一番；但那与欧洲文人每日到同一店中日复一日深谈的故事结构、人物写法的谈论方式是很不一样的。美国作家在乡居自宅中独饮、或独自驱车到小镇上吃一块Pizza，或自己一人坐在溪流边钓鱼（尤其是鳟鱼），这种种景象似乎很容易让我们想象得到。

这说的是现代的社交生活；至于说到美国文学中所描述的，这两百年以来的美国小说也恰恰能不谋而合地透露出这寂寞感。

美国小说传统以来就爱描写个人的孤独生活而较少描写人在社会的情形。他们宁愿写人与大自然或人与自己的气力肉搏，而较不愿写人与社会体制抗斗。

后期（常是当代）有不少小说与电影虽也讲律师或警察与不良的社会现况竭尽己力做拉锯之争，然一来这笔下社会的构筑并不周全宏伟，二来笔墨也常多加诸主人翁身上（写他的英雄性或他的孤独性、甚至悲剧性或荒谬性），三来也从没有将这作品成为代表性的主流。

有不少的论著说及这“没有社会”的原因；拓荒小说家库柏（James Fenimore Cooper, 1789-1851）曾说：“在这里，作家没有像欧洲那样丰富的矿源可以采汲。没有史料可供给历史家，没有愚行可供给讽刺家，没有仪态可供给戏剧家，没有朦胧迷醉的传说可供给浪漫爱情小说家。”

亨利詹姆士也在写霍桑评传中说道：“在别的国家有的高度文明之种种措施，在美国生活中一片空白……我们没有欧洲字义下的‘州’，几乎没有正式的国家的名字。没有君主，没有法庭，没有个人忠诚，没有贵族，没有教堂，没有教士，没有军队，没有外交，没有乡绅，没有宫殿，没有城堡，也没有采邑，也没有古老乡野别墅，没有牧师修道房，也没有茅屋草舍，更没有蔓藤爬绕的残垣颓壁；没有宏伟的大学，也没有公立学校—没有牛津、伊顿（Eton）与哈若（Harrow）；没有文学，没有小说，没有博物馆，没有绘画……” 路易斯·芒福（Lewis Mumford）说：“假如十九世纪显出我们的粗野俗鄙，那不只因为我们移居在新土地之上，更因为我们的心灵没有受到欧洲伟大的往昔记忆所振奋……放逐出来的欧洲人，成为美国人，没有摩西引领，在荒野中彷徨……”

至于早在1782年，德·克列维可（Hector de Crevecoeur）就曾写下：“美国社会，不像欧洲是由拥有一切东西的国主所组成，而是由一群没有任何东西的人所组成，这里没有贵族家庭……没有不可见的权力加诸在见得到的人身上……富人与穷人之间没有像欧洲那么大的差距……每个人为他自己工作……我们没有王子让我们去为他干活、挨饿和流血……在这里人就像他应该是的一般自由……”

从美国的立国精神已能看出这文学中孤独的先天个性，再加上美国作家自己也乐于勇于去实践这个体孤离自立的生活方式，一如他们作品中的英雄，这便是不由不让欧洲文人看来很感特异的地方了。霍桑将自己隐居在麻州萨冷（Salem）古城12年的孤绝生活，用笔墨化为清教徒的坚忍对罪的种种认知故事。

梅尔维尔在《白鲸记》一书里，显示人之邪恶罪孽根植于过分自负与拒绝接纳界限，而他本人也曾多年屈身于纽约海关的职务。福克纳几乎一辈子待在密西西比州的牛津小镇。

美国小说中的人物，有一种史诗、神话的孤绝品质、像库柏笔下的纳提·邦伯（Natty Bumppo），霍桑笔下的海斯特·普里恩（Hester Prynne），梅尔维尔的伊希米尔与阿哈船长，马克吐温的赫克·芬，费滋杰罗的盖茨比，福克纳的苏特本（Sutpen）与裘·克利斯马斯（Joe Christmas），海明威的尼克，沙林杰的荷登·考非（Holden Caulfield）等都是。

相较之下，英国小说便显出其好究社会之特质，并且究得最多的，是社会中的阶级。

阶级，是英国小说的故事泉源，是作品中人物的最适宜之居停地，吉辛（Gissing）、韦尔斯（H. G. Eells）、劳伦斯、奥韦尔写的，和奥斯婷、撒克里（Thackery）、米瑞狄时（Meredith）写的，都一样不离阶级，哈特黎（L.P. Hartley）与鲍窝尔（Anthony Powell）也同样是。

对于阶级制度的感慨，英国作家不只是抗议、针砭，也更逐而渐之去嘲弄、探讨以及像玩笑与游戏一般地去沉迷其间并自我娱乐，于是阶级供给英国小说的创作题材，已然进而影响到全国生活上的一种传统；社交上的对话，公共酒店、咖啡馆中的闲谈或笑闹，电视上的喜剧或综合滑稽剧等皆受惠于全民对阶级观念之耳熟能详，并且显示英国普遍民众对社会意识之一日不曾稍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