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共早期领导人的点滴回忆

2011年12月21日 16:07
来源：中国网文化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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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岁月流逝，关于中共创立、中共早期领导人的点滴回忆都显得弥足珍贵。这里刊发的蔡元培的女儿蔡睟盎、蔡和森的外甥女刘昂、章士钊的女儿章含之、任作民的夫人丁祝华的一组访谈录，介绍了他们所知道的中共早期领导人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蔡和森、邓恩铭的有关情况。这些资料虽由转述而来，但史料价值颇高，供研究参考。

蔡元培与陈独秀、李大钊

蔡睟盎，1927年生，浙江绍兴人。蔡元培之女，曾任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高级工程师，第三、四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六、七、八届全国政协委员。本文根据2000年采访记录整理。

记者：蔡元培先生曾经积极支持旅法勤工俭学运动，您能介绍一下有关情况吗？

蔡睟盎：我父亲在民国初年担任教育总长时，就支持留法的李石曾、吴稚晖等发起的俭学会，那时候有近100名学生到法国留学。父亲辞去教育总长之后，于1913年去法国留学，1915年组织了一个勤工俭学会，安排一些留学生学习和工作，同时办华工学校，为华工学校写讲义并授课。

1916年，由我父亲、李石曾、吴玉章等发起成立华法教育会，其宗旨是增进中法两国的友谊，并以法国的道德和知识来增进中国的精神文明和经济发展。我父亲被推举为华法教育会的中方会长。同一年，他回国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在北京成立了华法教育会分会，组织国内各省的青年学生到法国留学。

记者：当年参加旅法勤工俭学运动的青年学生，有很多后来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蔡睟盎：是这样的。由于后来国际形势的变化，比如一战结束后法国已经不像以前那样缺乏劳动力了，很多勤工俭学的学生失业，经济发生困难，而国内的资助又十分有限，许多学生无法完成学业。当时法国的社会主义思潮已经十分流行，这些革命青年痛心于中国的内忧外患，希望寻找救国的真理，在法国很快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他们中间涌现出许多杰出的共产党员，有些人后来在革命中牺牲了，如蔡和森、向警予、赵世炎、陈延年、陈乔年、王若飞等，更多的人成为新中国的领导人或高级干部，其中有周恩来、邓小平、陈毅、李富春、蔡畅、李维汉、徐特立等，这是我父亲没有预料到的。过去他只是想帮助青年人出国留学，学成回国对中国的建设尽力，但没有料到对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记者：蔡先生就任北京大学校长后，从文科着手推进北大改革，聘请陈独秀担任文科学长。陈独秀当时已经具有较高的声望，请他到北大工作，是否也曾“三顾茅庐”？

蔡睟盎：当时我父亲曾征询意见，问谁可以担任北大的文科学长，有人推荐陈独秀，认为陈独秀可以作为学生的指导。父亲原来就对陈独秀有比较深的了解，最初是在1903年和1904年，陈独秀分别创办了《国民日日报》、《安徽俗话报》，当时父亲正在上海实验炸药，陈独秀也参加过。

就在我父亲被任命的当天清晨，他到前门外的中西旅馆去拜访陈独秀。当时陈独秀和朋友汪孟邹一起到北京办事。我父亲早晨9点到达旅馆，陈独秀还没起床，父亲就请工友搬了个凳子坐在门口，说不要叫醒他，一直等到起床，就这样一直去了好几次。陈独秀一开始还不愿意到北京来，说他在上海办《新青年》杂志，不想来北京。后来我父亲就反复跟他讲，你可以把杂志搬到北京来办，这样他才同意。汪孟邹还跟陈独秀讲，你以后晚上早点睡觉，早上早点起来，免得蔡先生来早了等你。

1917年的1月11日，我父亲向教育部呈报聘请陈独秀为北京大学的文科学长，13日教育部批准同意。

《新青年》杂志搬到北京以后，北京大学的许多新派教授都为杂志撰稿，鲁迅也在上面发表过《狂人日记》，所以杂志的销量从原来的一千多份猛增到一万五六千份，产生了很大影响。

后来陈独秀被捕，我父亲到监狱去看过他，要求国民党中央释放陈独秀，并列举陈独秀在辛亥革命时的功劳、对新文化运动的贡献等等。父亲曾经两次营救陈独秀，南京国民党部非常痛恨他和宋庆龄，说他们营救“共匪”如陈独秀等人，要求给他们处分。

记者：李大钊在北京大学传播马克思主义，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这些应该也和蔡先生有一定关系。

蔡睟盎：李大钊起初在日本早稻田大学读书，跟我父亲不认识。父亲到北大担任校长后，聘请章士钊担任北大图书馆主任，章士钊到北大不久因故要离开，就推荐李大钊继任图书馆主任一职，这样他们才相识。李大钊在十月革命前后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在图书馆购买了大量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如《共产党宣言》等，而且推荐给大家阅读，许多北大学生因此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1918年到北大图书馆工作，就是通过李大钊的指导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后来李大钊被聘为北大教授，开设了马克思主义课程，讲授《唯物史观》、《现代政治》等。

李大钊等人还在1920年3月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这个研究会开始是秘密的，1921年11月才公开，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刊登了消息。

记者：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公开刊登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立的消息，这得到了蔡先生的支持吗？

蔡睟盎：研究会负责人罗章龙跟我说过，他和另外一个同学找到我父亲，介绍了他们为什么要发起这个研究会，汇报了发起人的名单和研究会的宗旨，希望把研究会成立的消息刊登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当时有人劝父亲不要允许这个社团成立，否则北大就不得安宁了，因为担心北洋军阀会迫害北大。但是父亲沉思了一会儿，同意了这一请求，还出席了成立大会，并在会上发表了讲话。后来我父亲还拨给他们两个房间，一间做会议室，一间做图书室，图书室起名为亢慕义斋。亢慕义是英文共产主义的音译，以避免引起外人的注意。

记者：蔡先生本人并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他却尊重马克思主义，积极支持中国的革命事业，这是难能可贵的。

蔡睟盎：这样的例子非常多。我父亲一向主张思想自由，百家争鸣，认为在北大传播马克思主义是很有必要的。这在客观上传播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后来成立的共产主义小组，成员大部分是北大的教师和学生。1923年反动军阀要逮捕李大钊，那时候父亲不在国内，但他还是让学校写信给政府，说李大钊是北大教授，教授就要研究各科学问，研究马克思主义是职责所在，不应被逮捕。而且他还坚持说除非能够证明北大教授是现行犯，否则不能通缉、逮捕。李大钊曾经介绍我父亲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有过一次接触。马林当时想通过父亲了解中国的一些情况，李大钊就介绍他们在自己家里见面，翻译是刘仁静。还有一次，苏俄驻华代表越飞派人参加北大校庆，我父亲还写信表示了感谢。

当然我父亲终生还是一个民族主义者，而且走过一段曲折的道路。在晚年，他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营救共产党人，有的没有救出来，包括瞿秋白、杨开慧、胡也频等人，但像廖承志、陈赓、李少石等都营救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