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女严歌苓与她的外交官丈夫

2011年10月21日 12:55
来源：金羊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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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叫幸福生活？作家严歌苓和外交官丈夫劳伦斯有着相同的答案，相亲相爱，有孩子承欢，还有喜欢的工作，这就已经是最幸福的生活了。

1 　　旅居美国备尝艰辛，异国男子带来生命中的阳光

严歌苓1957年出生在上海，后跟随作家父亲萧马回安徽老家，她的童年大部分时光在“闷闷的”安徽省作协大院度过。12岁时，严歌苓如愿考入成都军区，成为一名跳红色芭蕾舞的文艺兵。

1972年，15岁的严歌苓爱上了一个年轻军官，没想到这场“初恋高烧”差点烧死她。年轻军官不但是爱情“逃兵”，还出卖了她。在那个封闭的年代，众人的唾骂与批判随之而来。严歌苓差点自杀，好在最终她承受住了背叛与人性的挤压，而她的创作才华此时悄然“发酵”，开始撰写舞蹈大纲和歌词，在艺术的小世界里找到了快乐和平衡。

1979年，严歌苓主动请缨，赶赴对越自卫反击战前线，成为一名战地记者。死亡成为越南战地医院空气中闻到的特有味道，“潜伏”在严歌苓身体里的“作家基因”一下爆发了，她把几次与死神擦肩而过的体验写进小说处女作《七个战士和一个零》中，作品的出手不凡让身为作家的父亲萧马着实吓了一跳。

1983年，严歌苓调到铁道兵政治部担任创作员，丰富的军旅生涯为她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创作素材。25岁时，严歌苓退伍，而令她名噪一时的长篇小说《雌性的草地》及短篇小说《天浴》和《少女小渔》，均创作于这一时期。

写作带给了严歌苓一段姻缘。1986年的一天，严歌苓在上海电影制片厂的写作楼邂逅了李克威，他的父亲是著名作家李准。门当户对与相同的写作背景使得严歌苓和李克威很快相恋并结婚。

1989年，因为工作原因，李克威去了澳大利亚，而严歌苓去了美国芝加哥哥伦比亚艺术学院攻读写作硕士学位。不久，李克威提出离婚，敏感而自尊的个性使严歌苓平静地签字离婚，内心却陷入一种决然的痛苦与孤独中。

每天夜晚，严歌苓都睡不着，只能靠吃安眠药入睡。而到了白天，严歌苓必须和美国的同学一起用英语写作，而且还得去离学校有10个街口的地方打工挣房租。由于下班时间与上课时间均为上午10点半，所以她每天必须来回长跑，根本没有时间吃饭，日子过得相当艰苦。

有一天半夜，严歌苓的一位女友从外地打长途电话给她做媒，女友介绍道：“他是美国外交官！中文讲得跟我一样好！”严歌苓刚从第一次婚姻走出来，对全人类尤其是男性丧失了信赖，一点都提不起兴趣。可女友却语气热烈地说：“认识一下有什么关系？成就成，不成就当拿他练练英文嘛!”

一个年轻的美国外交官，让严歌苓难按油然而生的好奇，决定去女友家“相亲”。那天下午6点半，严歌苓在女友的公寓准备晚餐。女友外出买东西去了，一个年轻的大个子美国帅哥叩门而入，脖子上的细链吊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美国国务院/劳伦斯·沃克”。

严歌苓有礼貌地冲他浅浅一笑。两人握手的一瞬，劳伦斯操一口“儿化”东北普通话说：“你好，很高兴认识你。”严歌苓顿时感到亲切和温暖，她眨眨眼睛调皮地说：“你的中文讲得果然很好！”劳伦斯得意地说，“我曾在中国沈阳领事馆任了两年的领事，我还会说地道东北话呢。”

劳伦斯的随和、健谈立即冲淡了“相亲”初见时的窘迫。严歌苓挂好他的外衣后对他说：“抱歉，我还得接着做晚饭，你先在客厅坐一会！”劳伦斯笑嘻嘻地说:“我可以在厨房里陪你聊天儿!”

于是劳伦斯一条胳膊肘斜撑在厨房餐柜上，跟严歌苓东拉西扯起来，三句话必有两句会逗严歌苓大笑。幽默至此的人,严歌苓还是头一回遇见。而一坐下来，彼此就感觉是那么默契，像认识多年的老朋友。

那天，女友悄悄问严歌苓：“劳伦斯怎样？”严歌苓认真地说：“和他在一起的这个下午，我感觉到一种久违的温暖，他让我有种奇异的信任感。”而严歌苓轻盈美丽的身影像一抹亮色“印”在了劳伦斯的脑海里，他对这位来自中国大陆的女作家一见钟情。

劳伦斯花了很多心思和严歌苓约会，他常领她去参观各种博物馆，从艺术到科技，从天文到历史。因为他每年收入的一部分都捐到各种博物馆，所以他们进每个博物馆都免费。

严歌苓一度受伤的心，被高大、幽默而博学的劳伦斯渐渐暖和过来了，喜欢和他一起用中文天南海北地聊天。严歌苓多年劳顿、漂泊的心像一叶浮萍，这个异国男子给她带来了一抹生命中的阳光……

2 　　恋爱遭遇FBI“搅局”，美国外交官带来永恒的安稳

在和劳伦斯恋爱一年后的一个下午，严歌苓到学校一进教室，一个男同学神秘地告诉严歌苓：“上课前有个FBI(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家伙来找系主任和几个同学谈话，调查你的情况！我估计他是反间谍部门的……”严歌苓吃惊得说不出话来，当得知是劳伦斯“提供”她的资料给FBI时，她赶快给劳伦斯打电话。原来，在不久前的一次外交官安全测试中，他在表格上填了她的名字和她的背景材料，并对他俩关系的阐述中写上了“趋向婚姻”。

此时，美国在冷战时期建立的“美国外交官不允许跟共产党国家的人结婚”规章已名存实亡，严歌苓宽慰他：“只要能保住外交官这个不错的饭碗，我不介意FBI的打搅。”很快，严歌苓接到FBI调查员“邀请”她到办公室的电话。

第二天，严歌苓忐忑不安地来到了FBI的办公地点，被一个讲中文的美国男子带到一间狭小的房间“回答问题”。严歌苓在对方带有白种男人特有的礼貌和冷漠的问话中，原本流畅的对答变得越来越吞吐，紧张得连自己都弄不清自己是“好人”还是“坏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