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生活史·批评官员·马克思

2011年10月03日 10:48
来源：羊城晚报作者：特里·伊格尔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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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弘

上海学者金大陆的《非常与正常：上海“文革”时期的社会生活》（上海辞书出版社）的时间段跨越了整个文革时期，从史学、社会学、经济学等方面，详尽地描述了这一期间上海市人口状况、破四旧、计划生育、婚姻状况、蔬菜生产和供应、粮食供应、水产品供应、群众报刊、深挖洞等各方面的内容和发展情况，为读者提供了一幅这一特定时期上海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全景画面。该书没有停留在宏观政治层面，而以锐利的触角深入到社会结构的底层。本书不仅有政治运动的框架，也有社会生活、社会生产的血肉，书中详细的史料和数字更揭开了文革“赤胆忠心”口号掩盖下潜藏的腐败和交易。如有些人利用人们对毛泽东狂热的崇拜，私自开发地下生产线加工毛主席像章并大肆贩卖，另一些人买来各类报纸，经过剪贴再送往外地隐蔽的地下印刷点造出地下文革报刊，雇佣上百报童出售以牟取私利……按照金大陆先生的说法，“文革时期以权谋私、贪污腐败、地下性交易这些都存在。绝不是像有些人怀念文革说的那样，文革不存在贪官。”

如果说，官员是人民的“公仆”，那么，他就必须接受人民的监督和批评———甚至是过分、苛刻的批评。1960年，因为一则批评性广告，警察局长沙利文以诽谤为由，将《纽约时报》告上法庭，并申请巨额赔偿。两审失利后，几乎被各地官员相继提起的索赔逼至绝境的《纽约时报》，奋起上诉至联邦最高法院。九位大法官在“《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中力挽狂澜，宣布“对公共事务的讨论应当不受抑制、充满活力并广泛公开”，维护了媒体、公民批评官员的自由。《纽约时报》资深记者、两度普利策奖得主安东尼·刘易斯以翔实史料、生动笔触，系统回顾了这起新闻自由史上的“里程碑”案件，并循此为线，串接起美国民众关于言论自由的司法抗争历史，完美展现了霍姆斯、布兰代斯、汉德、沃伦、布伦南、布莱克、韦克斯勒等伟大法官、律师的形象。法国剧作家博马舍的《费加罗的婚礼》中说：“若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无意义。”《批评官员的尺度》（北京大学出版社）有力地证明了，被人民批评监督，是官员必须付出的代价。

《批评官员的尺度》译者何帆称，批评的限度，就是民主的尺度。在我看来，这句话至少部分正确，但是，民主的尺度显然不仅体现在批评的限度，更重要的是保障了公民真正参政的权利。美籍华裔龚小夏的《亲历民主：我在美国竞选议员》（复旦大学出版社）让我们看到了美式民主中的诸多细节，从筹集竞选经费，到获得选区内地方党支部的提名，再到做政治广告，拜访选民拉票……这一切的工作，候选人无不需要亲力亲为。作者对民主政治的体悟也足以让国人警醒：“历史上，当人们横下一条心，不惜代价的去追求完美的社会政治制度的时候，制造出来的往往是吞吃人类生命的恶魔。从这个角度来说，民主制度正是人类发明的制衡自身追求完美的冲动的最重要的工具。”

斯大林式的集权社会限制人民的言论自由，口中唱高调，实际上制造种种障碍剥夺人民参与政治的权利……马克思若地下有知，必然对这些罪行义愤填膺，《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特里·伊格尔顿著，新星出版社）反驳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认识，作者认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也可以运作市场经济体系。显然，这本书对于国人更具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