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给公司面试时我遇到了姚睫

2011年09月22日 10:28
来源：现代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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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来岁的赵小提是个土生土长的北京男人，心高气傲的他既不肯走仕途，又不肯游商海，宁愿逍遥自在地混日子。独立好强的茉莉与赵小提离婚后只身前往美国打拼。

赵小提偶然邂逅了北漂女孩姚睫，两个人在交往中灵犀相通，互生情愫。赵小提拒绝了与茉莉重归于好的机会，姚睫却也突然消失了。孑然一身的赵小提鼓足勇气去实现自己开咖啡馆的梦想，无奈天不遂人愿。一蹶不振的他干脆离亲叛众，做起了隐士……

我和姚睫认识，是在某一年的春节假期刚刚结束的时候。

那个年我是一个人过的，但却感觉非常疲惫。我父母在海南买了一套酒店式公寓，为了不浪费那套房子，最近几年都是在那边过的。据说这种“候鸟”的状态，在退休老干部里是非常时髦的。海南的房价涨起来后，更有不少人很是羡慕他们，说他们“想得开”，有先见之明。但在我看来，父母几乎是被我气到天涯海角去的。对于我这个逆子，他们正在学着抱以一种“眼不见心不烦”的态度。不知道这样的家庭关系，在退休老干部里是不是也很时髦。

我混饭吃的那家“文化、传媒、时事网站”，其背景就像它的定位一样含混不清——本是一家以代售话剧票为盈利模式的网站，创始人是我上大学时的河南同学B哥，后来被某国有报业集团裹挟着一笔莫名其妙的境外游资收购了。B哥也有幸成为互联网烧钱运动所造就的第一拨富人，在东四五条买了一个四合院，门口煞有介事地立了两个石狮子。

那个时候，我正失业在家，亏得B哥仗义，声称我是创业时期的“元老”，收购条件之一就是给我保留一个职位。而我干了一段时间，互联网行业的钱也烧得差不多了，员工中的志向远大者纷纷跳槽去搞物流、搞房地产，我这个“拖油瓶”反倒成了最有操守的人。除了“迟到早退和即兴旷工的权利”以外，我没向单位提出过任何非分的要求。

春节刚过，我就很早到了单位。因为很久没有这么早在办公室露过面，我进门后倒把管事务的大姐吓了一跳。她问我：“刚过完年，抽什么风啊你？”“过年实在太无聊了，我现在特别想工作。”我坐到“卡座”上打开电脑，开始浏览“当日趣闻”。大姐慈祥地瞄了我两眼，然后通知我两件事：第一，中午到大堂去领正月十五的元宵；第二，单位正在招聘，她决定让我作为“主管业务的部门领导”去参与一下。

元宵节发元宵，很好理解，这是国企的好传统。但让我去参加招新，就有点蹊跷了。这可能说明的问题有：一、单位从什么地方骗着钱了，要启动什么骗人的新项目；二、单位开始把我当个人物看了。后一条比前一条更加难以理解。

当我像一个真正的“媒体从业人员”一样端着咖啡杯、哈欠连天地走进小会议室的时候，长条桌子的另一侧已经端坐了几个20多岁的年轻人。一男两女，两个漂亮一个丑。很幸运，漂亮的两个都是女的，其中一个乍看上去很像一个桃儿。我点了个头坐下，一声不吭地听着“人力资源部”的同事问东问西。走完这些过场之后，人力资源部的人很没兴趣地互看了一眼，然后合起文件夹准备离开。

“这就完了？”我咽下一口咖啡问他们。一个家伙若有所悟地哈哈一笑，宣布：“下面是业务方面的面试，由评论部的赵小提负责。赵小提先生是知名的媒体人，我们网站每周都有他的时事评论……”我作惭愧状，看着他们离开后，扭过头来兴致勃勃地和应聘者闲扯。那个男生极力强调自己当过学生会副主席，还是团委副书记，“参与筹备过很多重大活动”。

“那您来我们这儿真是屈才了。”我把他晾在一边，去看那两个姑娘，“你们呢，都有什么特长？”“我会跳弗拉明戈，国家舞蹈协会认定的三级。”一个尖下巴姑娘大言不惭地说，“并且我也是学生会的，当过文艺部长……”

“你说的弗拉明戈，是那种会把人的屁股变得很大的舞蹈吧？”“并没有……”“我的意思是，屁股大对当一个网站编辑或许是有好处的——我们需要长期保持坐姿。”

看出我的揶揄之意，那对男女都仇恨地看着我，但脸上仍然笑着。我沉默片刻，他们便讪讪地告辞离开，只剩下长得很像桃儿的那个女孩，孤零零地坐在我对面。

“您好像对当过学生干部的人有成见。”看到我不说话，她轻轻地说。“那怎么会，都是栋梁之材。”“你是不是觉得他们都是……比较有心机的那种人？”“绝没有。我也是钻营之徒，我还托关系买过公家用剩下的便宜车呢。”“那就行，谁也别看不起谁。”桃儿姑娘笑了笑说，“我也放心了，我也当过学生干部。”

“不奇怪，咱们这个国家干部是有点过剩——甭谈这个话题了。”我百无聊赖地摆摆手，“说点儿有用的，今儿有一韩国演员自杀了，就这个事儿，你发表发表评论吧。看你适不适合干新闻这口儿——南方报业也有类似的考题。”

“是崔英爱吗？”“名儿我忘了，好像演过部队的女军医。”桃儿姑娘看着我眨了眨眼，我也同样对她眨了眨眼，等她说话。但过了几秒钟，她说：“我能用笔写吗？”“你太认真了……”“我有个障碍，想集中力气说出一个意思的时候，总是说不清楚……”“那你写吧，”我感到很滑稽，“反正我们招的也不是新闻发言人。”

两天后，我又在单位亲切会见了桃儿姑娘。这时我才知道她是我的母校毕业的，本来打算到南方找工作，但临了又变了卦，于是错过了去年夏天的就业行情，只能等着我们这种半死不活的单位来“捡漏儿”。总的来说，这次会谈的气氛可谓相洽甚欢，我讲了好几个如今已是著名学者的老师的笑话；她离开办公室的时候，还对我说：“师兄再见。”但她后来又去了一趟人力资源部，打听究竟要不要她，出来时脸色就是煞白的了。我向她点头，她也没理我，满脸稚气，噔噔噔地朝电梯走过去。

我愣了一会儿，拐进人力部门，问他们招聘的事定了没有。“你还不知道那是怎么回事儿啊？”那个主管诧异地看着我。

“怎么回事？”“已经被咱们的国企股东内定了，是他们一个负责人的什么亲戚。”“可我已经让人家复试了……”“谁让你跟人家充大个儿的。”那厮鄙夷地笑道。

此后的几天，我再也没有心情上班，一直窝在家里看电影，顺便给报纸写了几篇口水文章，他们让骂谁我就骂谁、让捧谁我就捧谁。闲在家里做寓公的B哥跟他的第三任“蜜”闹起了矛盾，大半夜的跑过来骚扰我。然后我们占据了沙发的一头一尾，四仰八叉地睡了20个钟头。十多年前，我和B哥在北大南门的小饭馆里酗了20瓶啤酒后，也是这么一个睡觉的格局。当时我的前任老婆正在和我闹别扭，他则被一个校女子篮球队的得分后卫粗暴地夺走了初夜，大家心情都很沮丧。

当天晚上，我就独自开车到单位楼下，像做贼一样钻了上去。在漆黑一片的办公室里摸索了十来分钟，我终于撬开了人力资源部一个同事的抽屉，在两盒“六味地黄丸”底下找到了前两天收到的应聘者简历。借着手机的微光，我费力地从两寸照片上分辨出了那张“桃儿脸”，然后照着她留下的号码发了一条短信：你还好吗？在干吗呢？信息发出去后，我才想起看那姑娘的名字。原来她叫姚睫，是睫毛的睫，不是清洁的洁。在自我介绍的时候，她一定经常对别人这样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