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9岁王蒙：中国是各种文化互相斗 最后胜利的是无文化

王蒙：那是我的一些实验小说：《布礼》、《蝴蝶》、《夜的眼》等等，它们都写到人物心理活动的细部，闪闪烁烁，明明暗暗，跟意识流沾点边儿。我初中作文就喜欢写人的内心世界，《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里也有那个苗头。但我必须承认，我没有认真读过乔伊斯、福克纳、伍尔芙，也没有读过意识流的任何理论，我也承认自己当年关于意识流的谈论是相对皮相的。

人物周刊：在文学上您有没有遗憾？比如，茅奖或诺奖。

王蒙：这不能算什么遗憾。奖不是文学本身。奖也是人评的，不是诗神缪斯在那儿评的。

文坛上比较无聊的一件事是拿自己做标杆来衡量别人。我欣赏和羡慕很多写作人，钱锺书那种高耸渊博，冯宗璞身上那种书香门弟的知礼和高雅，汪曾祺那种散淡文人的趣味，贾平凹那种源于泥土的执着和幽馨，铁凝那种甘甜，王安忆那种精细专注，莫言那种自由，张承志那种忧愤，可我是王蒙；我也不是索尔仁尼琴，不是米兰·昆德拉，我只能是王蒙。25年前就有人宣布王蒙过时了，可我还在写，每年拿出来的作品至少一部两部。

人物周刊：恕我冒昧，政治在为您的写作提供素材、经验、视角的同时，会不会也让您在文学上失去或减损了一些什么？

王蒙：难说。如果我的生活里没有那么多政治，我有这样多的对于生活和情感的体验吗？我有那种宽阔与明白吗？我的政治经验，首先是人生的经验，而不是什么官场八卦。

人物周刊：您几次提到一位当过地方高官的老革命的由衷之言：做了一辈子领导工作，发现最大的问题是咱们的人民文化水平太低。

王蒙：中华民族吃饱了才几年？内忧外患、贫穷愚昧、饥饿一直跟这个民族如影随形，谈得上普及教育吗？谈得上提高文化素质吗？还有中国的人口，这是最大的国情。问题在于，越是现代化，越是发展生产力，越是显露了咱们文化素质太差的那一面，比方说，市场经济需要更好的法制保障和诚信底线，如果没有，社会道德状况显得还不如计划经济大锅饭时期。日子好过了，也更需要文化、道德、礼数的自觉和约束，否则，富裕比穷困更易制造黄赌毒、腐烂恶臭和卑鄙下流。过去的高谈阔论，对于有些人来说是假大空，对于另一些人来说则是理想主义和真诚信仰，信仰多少能抵制一点低下龌龊吧。

传媒时代、触屏时代来了，舆论空间大了，却暴露着似乎是越来越丑恶的现实和部分博主的愚蠢乖戾。人们的知识和伪知识多半来自传媒，这是一个既方便又靠不住的进展。难怪不止一个人或一个小派别在怀旧，各种旧。跟物质生活相比，文化、精神上的生活更需要调理。

人物周刊：如果今天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长，最想做的事情有哪些？

王蒙：让贤，回到电脑前边写小说。

左右之争

被现实政治轻轻略过

人物周刊：从14岁差5天入党到如今快八十了，您自己的思想也在新陈代谢吧。一些新的概念理念，您接受吗？

王蒙：新陈代谢是当然的，但有些新的提法我还没有细细地、全面地思考过。但是像法制，我想从上到下，没有人会反对。我也望文生义啊，法制里头就应该包含对宪法的严格遵从，难道我们的法律只有民法刑法，只管分遗产、打离婚官司吗？关键不在于名词解释，在于怎么去做。

我还有一个体会，像公共空间，这些提法都很有意义，对于中国社会的进步和民主政治的发展有很大参考价值，但这些名词毕竟出自欧美的社会形态和政治观念，有些跟中国的情况不完全对榫；而咱们一些土生土长的名词，像戴帽、松绑、统一思想，也不是欧美人弄得清的。自从我学了英语，我能用最简单的话概括这一切：We are different。

我们有一种传统，大概念管小概念，大理论管小理论，理论管行动，这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被证明很有效。但现在是时候反过来了，理论应该更多地倾听生活的、实践的声音。你现在到一个西方国家，想问清楚到底是一个什么理论在主宰他们的国家，我觉得是很困难的。基督教文明在治国理政中到底起了什么样的指导，基督教教义到底在引导人们的行为上发挥了多少作用，我真是没弄清楚。

人物周刊：那可能是一个看不见的世界吧。就像您在国外遇见的，无意中碰到了别人，人家的反应是Excuse me，这也没法用理论来解释。

王蒙：对，它有时候可能就是一种习惯、一种规范。我比较赞成现在这样，主流媒体很少谈论左右，不争论，做就是了，用实干、实际效果解答那些复杂的言语的分歧。实际上，照我看，这些左右之争都被现实政治轻轻略过了。

人物周刊：但一个政权，恐怕也是需要书生们争一争，论一论，互博互弈的吧。像您在80年代经历过的，逢单年反右，逢双年反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