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昭阳：如果我现在是18岁的中国青年 我很郁闷

人物背景：王昭阳。作家。出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八十年代随大流去美国留学，后滞留不归，做过书店营业员、华尔街交易员、流浪汉，游历欧美数十国。现为同声传译译员，财新《新世纪》专栏作者。出版作品《与故土一拍两散》。作品中，他的感觉与经验，虽然可能过于个人化，但无论如何，这些文字至少有助于提醒人们：美国并不是天堂，制度也并非万能。以下为对话实录：

对话人：于一爽

“美国”是中国学者内心平衡的重要砝码

凤凰网文化：刚看完【与故土一拍两散】还给徐晓发了一个短信，她是这书的主编嘛，我说王昭阳真逗，书里面各种在美国生活苦闷。所以会不会有那种声音，说你对美国的理解其实和你这种不良感受有直接关系？

王昭阳：确实和我感受有直接关系。但同时我也意识到一点，即使有人在中国天天写文章批评美国，美国也还是他内心平衡的一个重要砝码。可实话来说，他的整个国家能量和五年前、三十年前相比，都有了一个巨大的变化。所以我对美国的理解对一些人来讲是一种刺激。

凤凰网文化：你是1982年走的，1982年发生了什么？

王昭阳：我在外语学院读了两年就退学了。记得我们那个年级有个举止非常保守的同学，有一次我喝醉了，我说你干啥呢，是不是偷偷跑到什么地方跳舞去了。他说他想在美国自费留学，又问我有什么具体打算？我说没有打算，他说你这么办不行。然后他就用纸抄了几个名字。都是美国学校之类的。我过了几天洗衣服拿出来，已经看不清楚了，我勉强就抄下来。又过了些日子，按着地址写了申请表，又找了几个老师写推荐信。这个过程就不说了，就是说，我去了以后才发现，那几个学校，到现在中国人还不完全知道，都是原始意义上的常青藤学校。

我赶上了中国性解放的起点 美国性解放的终点

凤凰网文化：你说80年代的海淀很性感。当然这是在你走之前。

王昭阳：他有极其强烈毛时代遗留的外表，比如说大多数人没有钱，很多属于现在人们叫做官二代，权贵阶级，当时叫高干子弟，那些家庭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穿的是非常厚的中山服，或者军服，你要很仔细的去辨认某些小的细节才能知道他的家庭背景是什么样。当然，事实上毛时代已经划上了句号。但是他整个社会处在一个很懵懵懂懂的状态，市场经济还没有真正开始，所以有很多怪人，和看起来不着边际的潜在的政治异见分子，都酝酿在当时的社会中间，那个大潮流肯定要爆发出来，事实上后来的历史也证明了这点。但是在没有爆发的时候，所有的情绪都只是一种生活，大家窜来窜去喝啤酒，社会道德的管制界线也很模糊。在大学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想将来我能赚多少钱，找什么样的工作，都是很纯情，所以就充分享受情感欲望的自由，又没有承受市场经济的责任。我在那个状态中感觉到很开心，所以我想当然的以为我这样一个open的年轻人，跑到美国肯定是更如鱼得水才对，可是到了美国就赶上女权运动，女人都不可爱了。比较意识形态和教条。所以我最开心的日子，反而是在海淀的时候，美国的道德气味其实比中国要保守很多。可以这么说，我在中国赶上了性解放的起点，在美国赶上了性解放的终点。

凤凰网文化：你运气真不好。哈哈哈。现在的美国呢？

王昭阳：只能说更保守。

凤凰网文化：原因？

王昭阳：经济上的不安全感极大增加。

凤凰网文化：这是世界性的。

王昭阳：但是有一点不同，你看中国的微博，公知，无数人在质疑中国。其实美国现在也应该质疑了，但是这个在美国所谓的学术界是集体沉默的。

如果我现在是18岁的中国青年我很郁闷

凤凰网文化：你现在对中国了解多少？你在美国几十年的经验，很多理解是隔岸观火。

王昭阳：这个社会的经济危机到底有多深我没发言权，但是我有发言权的一件事是，世界上很少见到发展速度如此之快，变化如此之大，财富如此之多，同时人又如此不满的一个地方。

凤凰网文化：你为了说明什么？

王昭阳：按道理说，中国十几亿人，国家这么庞大，不应该有一个自我身份的危机。现在是，我们很好，我们很有钱，可是别人不喜欢我们，我们也不喜欢自己，总有那么一种情绪在里面。有时候我想，如果我现在是一个18岁的青年，生活在中国，我是很郁闷的。我可以说的更具体一点。2008年金融危机的所有深层问题一项也没有解决，那些定时炸弹还埋在国际金融体系之内，这是其一。其二，中国的整个底线和经济结构，是在国际金融体系这个游戏里捡了一个便宜，他这个小船架在这个大船上往前走。所以基本前提是大船还得走。如果大船真不走了，它的危机就要以各种方式传送到中国来，而传送的渠道肯定不会是那些意识形态的东西。而只能通过一是金融，一是财政，金融就是最后他体现到房价和物价，财政就是各级政府负债。

发展是硬道理 我希望不要再讲这句话

凤凰网文化：5年之内？

王昭阳：我想是在五年之内，当然历史是不可预测的，也可能发生一些其他因素，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如果你假设我的语言成真，那就要做好心理准备面对一个比较困难的生活前景了。这是很丧气的话，但是我要说。30年，还没有真正撞到墙，这个是大好事。但是这还有一个危险，就是等到撞墙的时候，那可真的是鼻青脸肿。发展是硬道理，其实我希望不要再讲什么硬道理。

凤凰网文化：有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是：中国，尤其是北京依然有大量赚钱的机会。

王昭阳：对。你不留恋在北京的赚钱机会，你应该立刻就走。而北京的这样一种格局，比如一个品质很差的地方要这么多的房价，哪怕是白痴，他也知道这是不可持续的，这个情况他要破局的，而且不要砸我手上，砸我手上就糟糕了，可以说现在人普遍是这种心态。当然，可以选择移民，这部分人在经济上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想问题将从他们的孩子开始，因为孩子将要面对一个我们同样面对过的局面：我是谁。

苏联解体之后西方国家开始真正往下走

凤凰网文化：你怎么理解前社会主义国家。我读你书，不难看出你对这些国家这些人投入了极大感情。

王昭阳：我去过为数不少的地方。我感觉到它的文化底蕴和日常生活让我愉快。我对社会主义有好感。当然我承认历史上发生的所有那些可怕的东西。但是有另外一个事实，我可以负责任的说，他在推翻了共产党这种短暂的快乐以后，多数普通民众大大后悔，因为你要自己赚钱生活了，而且当时是一个无序的情况，不像中国现在市场经济已经有规模。所以，我觉得西方国家真正开始往下走，是在苏联完蛋以后，因为他已经没有对手了。当然，感受了这么多，其实我也问自己，是不是我成了左派？

凤凰网文化：在中国批评美国很容易就成左派了。

王昭阳：同样批评中国的所谓机制就成右派了。我也想过，这个问题的根本还在于一个群体认同。一群人去唱红歌，就踏实了似乎。其实不一定，你天天跟他们在一起，可能又出现新的矛盾，当然，各种标签也无非是不同的族群用一些符号来抒发自己生存的某种不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