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玲北梅”真相：两人生前见过三次并无交流

“南玲北梅”值得高度探讨

1944年北平马德增书店和上海宇宙风书店读者调查评出来的“南玲北梅”，现在很难查出当时的读者评语或书店说法了。三、四十年代，沦陷区有影响的作家可不少，就是女作家，北方的雷妍和南方的苏青都出版过销路很好的畅销书，“南玲”与“北梅”胜出的绝对高度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另外，二者之间的交际情况，也未见人形诸笔墨，夺魁之前，两人似乎都不知道对方，之后也并不特别在意，各自的创作里都没出现过对方的影子。一段佳话，似乎十分平淡；一截历史，也很快湮没无闻。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张爱玲成为大陆热门话题和畅销读物，与之相关的人和事都获得重新发掘，苏青和胡兰成，都毫无疑问因张复活。但梅娘的重新评价与此无关，1986年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长夜萤火》，选集东北沦陷时期女作家作品，梅娘的五篇名作《蚌》《鱼》《侏儒》《黄昏之献》《春到人间》《行路难》重光于世；随即《新秋海棠》（1988）、《中国新文学大系（1937-1949）》（1990）、《中国现代文学补遗书系》（1990）、《红杜鹃--二十世纪华夏女性文学经典文库》（1995）、《大师文库·百年百部争议小说》（1996）、《东北现代文学大系（1919-1949）》（1996）纷纷收入梅娘旧作；《梅娘小说散文集》（1997））《梅娘代表作》（1998）《梅娘小说·黄昏之献》（1999）《梅娘》（2002）等梅娘个人专集也随之出版。

作为华北沦陷区文学的杰出代表，梅娘迅速进入现代文学及历史研究视野：美国康乃尔大学E.Gunn先生1980出版UnwelcomeMuse：ChineseLiteratureinShanghaiandPeking，1937-1945，已分析到梅娘小说的意象，《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把梅娘写进了文学史，张泉先生的《沦陷时期北京文学八年》（1994）给她辟出专章，（为此，梅娘写信告诉张泉：“是你的研究，驱走了我心中不该有的卑微，我证实了我无悔的青春。……你助我完成了一次生命的升华。”）而在加拿大和日本，以东北沦陷区文学及梅娘创作为研究对象的博士论文也接连出现。1997年，梅娘入选中国现代文学百家。

可以说，梅娘创作的独特价值使她无法掩藏，从文学成就上来讲，梅娘的复苏与张爱玲的盛名毫无瓜葛。

然而，“那只是几个书店老板的商业策略”（梅娘语）的“南玲北梅”之说，再度不胫而走。汇录二人部分作品的《南玲北梅》（1992）已探出研究领域之外，向更广阔的空间传播梅娘的声誉和影响，但如同一柄双刃剑，这种“策略”渐渐使普通读者视“北梅”为“南玲”传奇光环的照亮物，每欲语梅娘，先道“EileenChang”，记者的采访，无论如何忍不住要提出这个问题，梅娘也不能不回答了。

这本《梅娘近作及书简》收录的两篇短文、一个故事，和致朋友的三封书信，记录了梅娘一方对“南玲北梅”关联的论说，值得注意。

梅娘和张爱玲的三次“交往”

梅娘首先讲述了她与张爱玲始终不曾交流的三次“交往”：第一回是1942年夏初【时间不准确】，中南海有一个招待“名人”的赏花游园会。有人说：张爱玲从上海来了。“原本不打算游园的我，兴冲冲地赶了去，为的是一睹这位才女的风采。”（第153页）然而在众多的淑女、男士的簇拥下，梅娘千寻万觅，只找到了一位似乎是张的女士，“那人穿着绛红配有大绿云头的清式半长上衣，长发垂肩，……衣着色彩的眩目，衬得白花极其淡雅。”（同前）因为张爱玲簇拥在众人包围中，梅娘不愿插足进去，因此未能搭话。

第二回在1944年冬，上海兰心大戏院排练张爱玲亲自改编的话剧《倾城之恋》。“朋友们劝我去看看，就便结识张爱玲。……我们赶到兰心，排练已经结束，在众人簇拥中走向台下的张爱玲，长发披肩，一件绛红的旗袍，直觉，正是她为流苏界定的怯怯的身材。”（同前）剧院外飘着冷雨，因为张爱玲又被簇拥在众多的名艺人中间，梅娘未便上前搭话。

第三次已经是1995年初夏，梅娘乘在美国逗留的机会，托《中国时报》的朋友联系张爱玲，“很想跟她侃侃诸如女儿心等等的话题”，得到的回答非常干脆：“陌生人一律不见！”“我当然是陌生人了，难以分说的遗憾又一次袭上心来。”（第154页）

梅娘家族为“文化豪门” 张爱玲截然相反

据四十年代日本记者高森记载，梅娘为“华衣俗女”，这证明在当时的日本人眼中，她不过是个讲究吃穿的俗物，虽然当时梅娘的丈夫柳龙光是华北沦陷区传媒与文坛的实权人物，他们的家堪称京城“文化豪门”，但在一个艰难的时世，梅娘自觉的韬光隐晦，维持着一个大家闺秀的普通、甚至凡俗的面貌。

而张爱玲截然相反，她不甘平庸，刻意表现自己的贵族血统和特立独行，奇装异服大放异彩，理直气壮招摇炫人，要“做一个特别的人做点特别的事”（张子静语），充分享受成功成名的喜悦。梅娘的内敛和矜持，与张爱玲的高傲和孤僻，形成鲜明的对照：她们并非能相投合的人。

但是，面对张爱玲的作品，梅娘用四个词--“冷隽”、“深邃”、“浓艳”，以及“惭愧”，表达了自己真诚的敬意：

1944年“南玲北梅”开始并称的时候，“我读了张爱玲的《金锁记》。为她的深刻、浓艳所倾倒……”--“张爱玲笔下的曹七巧，是女人的异类，遭遇她就像遇上的喷着毒液的蛇。我真佩服张那不动声色的冷峻，反正我写不出来。”这是她所欣赏的“冷”；“再读《金锁记》，曹七巧从贪恋黄金到被黄金吞蚀，只余留了一种最最可怕的情感--复仇！凡是自己未曾拥有的，谁也不准拥有，哪怕是自己的女儿。这是魔鬼的逻辑！读到曹七巧用市井淫秽的语言开心地揶揄初恋的女儿时，我毛骨悚然了。冰冰冷的黄金吃掉了至情的母性，这多么可怕，张爱玲，你是揭露得多么淋漓！”这是她看到的“深”。

梅娘还引述张爱玲的话，为自己的生母、为天下痴情的女子辩护：“张爱玲说：‘现代的姑娘们肯定不会欣赏王宝钏，因为她们不能理解王宝钏那舍却相府荣华，甘心十八载独处寒窑为一个男人守身的情怀。’且不管时代的姑娘们会不会视王宝钏为傻帽儿；有一点却是确切无疑的，那就是王宝钏的痴情、王宝钏的倔犟赢得了亿万戏剧观众。”她充分的肯定了张爱玲对人心人性的洞察力。

对于《秧歌》《赤地之恋》这两部评价纷歧的小说，梅娘也坚持自己的欣赏和理解：“对张爱玲晚期的《秧歌》与《赤地之恋》，是有她的政治偏见在内；但从张对社会民情黑暗的洞见来讲，这未必不是触及了光环下面的暗影的描述。体察历史遗给我们的诸种积垢，能以‘苍白’来对张的作品作定评吗？”因为，“张爱玲笔下的社会是托出了缠绕我们民族的痼疾，她笔下的那些只会消耗的诸种人等多么鲜明，你能指望那些渣滓来为祖国舒贫解困吗？她提供的是应该下刀的救治点。捧读之余，我再次为她的深邃叫起好来。”透过张爱玲的文字，梅娘明确意识到，“滋生曹七巧的土壤，积淀了千年百年，岂是几纸革命的檄文便能扫荡得了的？只有胼手胝足的简单劳动，培育不出文明的花朵。”

梅娘还反复地玩味张的“浓艳”或者隽永：“张爱玲这样塑造了倾城之中的女主人公流苏：‘怯怯的身材，微风振箫般的声音……’多么传神！这是个十足令男人怜爱的女人。”（记忆片段）“我拣出来《倾城之恋》小说，看到了张爱玲为女主角流苏定位的描写：‘怯怯的身材……幽咽的眼，微风振箫般的声音……’多么传神！活脱一个中国古典美人，一个中国男士赏识的诱人的女性。”（我与张爱玲）为此，梅娘总是自我表白：暗自惭愧，无资格与她并列；“我仍然十分惭愧，因为至今，我尚未达到她的高度，愧对并称。”张爱玲那种“剔肉刮骨似的对旧社会的铺陈”，那种“深邃的冷峻”，“我做不到，我没有那样的生活体验，也没有她那样的磅礴才气。”这是一份由衷的对张的“感佩”。

但梅娘自有她的倾向和判断，“张爱玲曾给与我的震撼”，是与“我感到的遗憾”相当的：“掩卷之余，一缕惆怅兜上心来，仿佛流苏在我耳边絮语：‘倾城之际，你要抓牢男人！’我反问了，为什么是抓牢男人，而不是与男人共同奋进呢？”她说，“我盼望能在张爱玲那如椽的大笔中，看见奋发图强的女侠，看见女人们在新的主义中获得新生。可她让我看到的是曹七巧、是流苏。我一点也不喜欢流苏，更憎恶曹七巧。流苏是我熟习的拴在男人裤腰带上享受荣华富贵的我的大姐们，而曹七巧是比逼走我生母的掌家夫人更泯灭了人性的恶婆。”

这是一个东方女权主义者的立场，为鲁迅“娜拉走后怎样”的问题所迫，试图超越现实，要争取女人独立自主的生存权，要获得与男人同样的发展权；其实，在小说里，张爱玲并不关心这种善良的理想，她只注目于现实的男女纠结、人性黑洞，“她提供的是应该下刀的救治点”，梅娘在理解张爱玲的同时，提出了自己更高也更焦虑的期望。即便在对《金锁记》倾倒之余，也不免有种难以分说的遗憾，遗憾她没能在《金锁记》中悟出战胜金钱的亮色，“张爱玲笔下的曹七巧，是女人的异类，遭遇她就像遇上的喷着毒液的蛇。……女人都是曹七巧，世界就该毁灭了。”从理想观照现实，梅娘自然得出这样的结论。

这种遗憾与惋惜还另有非常具体的内容，一是面对日本人在中国大势已去的大变动，“张爱玲铺陈的使女对话、男女调情，我在钦佩她的独特风格之余，便是惋惜，惋惜她没有写出更轰轰烈烈的‘倾城之恋’。”“我暗自想：张爱玲若能为将再度濒临巨变的上海写一出《倾城之恋》那该多好。”二是张爱玲的背井离乡，“她在新中国只停留了短暂的一段，还未能体会出换了标笺的‘当权者’，也未能跳出历史的螺旋。这是她的悲哀。她如果不因偏见割断了与大陆的血脉，她能描绘出超越鲁迅的阿Q的时代的典型形象来。”

张爱玲曾反复强调，“弄文学的人向来是注重人生飞扬的一面，而忽视人生安稳的一面”“文学史上素朴地歌咏人生的安稳的作品很少，倒是强调人生的飞扬的作品多”“一般所说‘时代的纪念碑’那样的作品，我是写不出来的，也不打算尝试”（自己的文章），对比之下，梅娘所期望的，恰恰是张爱玲所拒斥的，尽管梅娘的期望正是时代主流和人性常态的期望。

其实，张爱玲即便不离开，也不能“描绘出超越鲁迅的阿Q的时代的典型形象来”，因为鲁迅即便活着，也只能选择要么罢笔要么在监狱里继续写，而监狱里恐怕连柏杨先生那样“埋头整理中国历史的史料”，写《中国帝王皇后亲王公主世系录》的机会都没有。随后二十多年，梅娘已经深深体会到这点。立足创作来看，表达“人生安稳”的“南玲”，与飞扬理想的“北梅”也是不能投合的路数。

对此差异，梅娘有着极为清醒的认识。“我认为：不同的历史背景，不同的生活理念，自然会导引出不同的生活实态。”（2002年11月1日致刘洁的信）“张爱玲的童年是在锈痕斑驳的铜香炉旁度过的，是在尔诈我虞的大家庭中长大了的，学得了冷眼看人。”因而她“把对爱抚的渴望深深地埋在心里，目睹着被财富扭曲了的各种人相”，才有那种“剔肉刮骨似的”对“大户人家尔诈我虞的事”的铺陈。

梅娘自己呢，“那个宝爱我的慈父，使我铭记在心的教诲是前进是如何民富国强。在他主宰的大家庭中，在东北大地吹拂的拓荒风中，我家里的尔诈我虞不是主流。因此，我没能体验过更甚的扭曲，我感觉到的只是浮光掠影。”但母爱的缺失，家族里女人们的遭际对其刺激亦深，因而她展开了一幅女人画廊，描写了“几个想获得幸福爱情的小女人”--“我写她们的当时，并没有完全觉察到封建意识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所占的巨大比重。我所塑造的女人，跟着我的感觉走，只不过是表达了表层的控诉。”并希望“看见奋发图强的女侠，看见女人们在新的主义中获得新生”（北梅说给南玲的话）。

除却她自评的一贯低调，就作家生活体验对其创作影响的角度来说，这一番话透透彻彻点出了她们之间根本的差异：作品里张爱玲“深邃的冷峻”，来自生活中“爱抚的渴望”的完全失落；梅娘自幼慈父的宝爱，使她从不放弃创作时理想信念的求索。而个性里面，梅娘矜持、朴素、大气、坚韧的品质，都源于因饱满充实的关爱生成的自信，这种信心的支撑，使她在任何挫折之下，都拥有心灵的“安稳”，而不必向外在的世界去寻找“安稳”--“如果问我为什么能阅尽沧桑活到耄耋之年的秘密，那很简单，一颗永不休止的求善之心而已。”这飞扬的“求善之心”，渊源于她儿时充分体验过的“善待”。

这正是张爱玲所缺乏的。成年之前，她“赤裸裸地站在天底下，被裁判着像一切惶惑的未成年人”，几乎没感受过真心的“善待”，即便父母也无法让她觉着安全。于是，“惘惘的威胁”无处不在，“个人即使等得及，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论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由个人到时代到整个的文明，都没有安稳可靠的依托，生命里所有可贵的东西，“都许来不及了”！因此，“出名要趁早呀！来得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为了证实自己的存在，她紧紧抓住生命最基本的东西，“一点真实”，“幼小的圆满”，由己身之外，攫取“人生安稳”，却永远攥不住、握不紧。华丽底下是苍凉，热烈时候更孤独，渴望总是装满着绝望，于是“浓艳”嵌入“冷隽”，并且幽幽“深邃”。

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生命体验，带来的两个无法交汇的创作走向，“我没有她的深邃，我的书生气质和忧国激情，能配上她的深邃可能就完美了。”梅娘的这一期望，恐怕很难实现。不要紧，梅娘对张爱玲的观察和评价本身是恰当、准确的，但她不必低抑自己的路数，“张爱玲的大红大紫，是社会接纳了她。我之被冷落，是我没有她作品中所展示的意境。”这一节话，评张是对的，自评却不尽然。

在一个社会公共信仰哗然碎裂的时间里，现实变动莫测，生活惶惑不安，“平凡的传奇”之华丽与苍凉，寄予了大众自我安抚与精神存活的确证；梅娘的意境自然不同于“传奇”，却并未“被冷落”，她的复苏已经是证明。“书生气质和忧国激情”，从来是人类心底永恒的潜流，如地火潜行，给大地及其生命以温暖的滋养。偶或的喷发，往往是地壳崩裂的表征，从诗经到汉乐府到杜甫，再到陆游、辛弃疾、龚自珍到鲁迅，无不如此。

由此，我们完全可以理解梅娘对“南玲北梅”这种“商业策略”的反感和拒斥，“我不喜欢利用‘南玲北梅’这种商业意义的炒作来借张扬梅。”“我很讨厌那些借张扬梅的文章，经过生活的淘洗，我很明白我与张爱玲的差距。我不喜欢借张来膨胀梅娘的哗众取宠。”确实如此，“南玲北梅”的并称这一策略，经反复的渲染，会不自觉淹没两种不同趋向的价值。

当然，梅娘先生也不必拒斥之，商业的策略能将好奇心诱入探索求知的方向，让更多的读者步入梅娘创作的精神殿堂，这何尝不是一件大好事？

（作者荣挺进为《梅娘近作及书简》策划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