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出书曝得奖后“心事”：不止一次“辩解”与纠结

如果说，因为之前空前的公众关注度和媒体曝光率，使得莫言获奖后推出的纪实新作《盛典——诺奖之行》让读者多少心生鸡肋之感，那么其中莫言的13篇日记，细读之，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冲淡这种感触。在莫言的“心里话”里，存在着一笔又一笔人性幽微处，那是一个你我熟悉又不甚熟悉，也许更真实的莫言。

辩白

不止一次，莫言在日记里无声地为自己“辩解”。

2012年12月5日，在赫尔辛基机场转机飞往斯德哥尔摩时，因为暴风雪，AY637航班停飞。莫言及同行者被临时安排入住指定饭店。在那天写的日记里，莫言由机场等大巴联想起他因为怕出租车司机不高兴递烟的事。“我看到有人写文章，把这件事也当成了我‘懦弱’、‘乡愿’的罪证，对此我只有叹息。出租车司机其实也是弱势群体，与他们争斗，实在也算不上英雄好汉。”

12月6日，在飞往斯德哥尔摩机场的飞行途中，透过舷窗，莫言看到了被冰雪覆盖的北欧大地，“不由得想到了我的故乡高密东北乡那片黑色的土地，想起了我在那块土地上挥汗如雨劳作的往事，心中多少还是有些感慨”。这时，莫言联想起“国内有媒体用通栏大标题‘世无英雄，竖子成名’来评价我的获奖，我却认为，不是世无英雄，而是英雄太多，遂使凡夫成名。”

纠结

不止一次，莫言纠结。一个博彩结果、一次着装选择，都足以让莫言纠结。

2013年2月7日，在北京家中，莫言写日记云：“从去年八月份，我被西方博彩网站列为诺贝尔文学奖赔率最低之榜首后，便如同置身火炉旁，深受烟熏火燎之苦。”

2012年12月5日，在领奖途中因天气原因滞留机场，身边有学英语的女儿陪伴，心安之余，莫言想起“十几年来，我自己或与太太出国时，因为语言不通，每次都焦虑不安。我也曾发誓学点英语，但总是半途而废。”

12月10日在斯德哥尔摩，参加颁奖典礼与国王晚宴的着装，让莫言费尽心思。最初，他也想穿件“唐装”去，但一想到满台燕尾服中出现一个“唐装”似乎也很不协调。“说实话我从小怕穿新衣，因为在我们那儿，谁穿新衣就会被讥讽。……我知道我穿什么衣服都不会好看，但总比不穿衣服好看，所以也就让朋友的女儿帮助做了几套衣服。”

纠结并未止于此——燕尾服是租来用，还是专门订做，莫言都犯过难。最后，莫言选择在斯德哥尔摩的一家老牌服装店制作。“他们预先要去了尺寸。这家店专为诺奖制作者制作或租赁燕尾服。本来我也想租赁，但一打听，租赁的价格也很贵，就索性买下来吧。”

在诺贝尔博物馆，莫言与其他八位诺奖获得者合影。“这样的照片一般都是正襟危坐而拍，但我看到在我居住的套间墙壁上的镜框里，有一位不知何年何奖的得主，将脑袋歪在右侧那位得主的肩膀上，一脸搞怪表情。我很欣赏这些敢于出点小风头的人，但我自己做不来，这无关胆量，只是因为害臊。农村大多数儿童所受的教育，使我们在将近二十岁时，在人前都不能流畅地表达自己的意思，这是那些出身豪门或知识分子家庭的人所无法理解的。”

自我认同

在斯德哥尔摩，入住诺奖得主才能入住的702套间。“令我高兴的是，这个套间可以吸烟。房间墙壁上挂着一些镜框，镜框里镶着一些诺奖得主的照片。我从中只认出了德国作家君特·格拉斯……这个允许抽烟的套间里，也许曾经住过他，或者还住过福克纳、马尔克斯等诸多让我敬仰的大师。”

2012年12月10日，在斯德哥尔摩，莫言领奖。当天日记中，莫言记下了“我回到座位上掌声还在继续。我看到了妻子、女儿和一些熟悉的面孔。我什么也没想，我一直在观察。”同时记下“回到饭店，我对妻子说：‘直到现在，我才感到，是真的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2013年2月7日，在北京家中，莫言回味道：“这次瑞典之行，我终于明白，一个作家从进入瑞典学院的视野到最终获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绝不像某些人想象得那样简单，这并非我要抬高自己，因为这是事实。”

关乎政治

对瑞典学院的记者招待会，莫言称“好像只有文学奖得主才有这样一场记者招待会。很多记者会承认自己不懂物理或化学，但好像没有一个记者承认自己不懂文学。更何况，大多数采访我的西方记者，几乎没有人问过我文学的问题。他们关心的是政治，他们也许认为文学与政治应该画等号。尽管对此我很失望，但也习以为常。”

就是在那次会上，面对某媒体记者“不断的逼问”下，莫言“难得地说了几句斩钉截铁的话”：“我从来都喜欢独来独往，当别人胁迫我干一件事的时候我从来不干，逼我表态的时候我也不会表态，这是我几十年来一贯的态度。”日记中，莫言写道，太太和女儿都“说我从来没这么强硬地说过话”。莫言反思道：“对那些胁迫我干的事我可以不干，但对那些花言巧语求我干的事呢？对那些我以为是朋友的人以‘诚恳’的或‘令人同情’的态度求我干的事呢？”

12月11日，王宫晚宴。莫言日记中如此记录：“晚宴的主菜是鹿肉。这只鹿是国王亲自猎获的。王后说在这个宴会厅里，她招待过中国的国家元首。他们就坐在你坐的位置上。她说你回国后代我和国王向他们问好。我含糊其辞。”

文/本报记者　朱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