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杂志再陷人事动荡 外界叹老班底将被拆解

樊希安：人员调走必须有人填补空缺

25日上午，三联书店在官网发布了“三联书店关于《读书》杂志人事调整的公告”：“因《读书》杂志原执行主编贾宝兰同志调离我店，经2月25日店领导班子会议研究决定，任命三联书店总编辑助理郑勇同志接任《读书》杂志执行主编，主持《读书》工作，不再担任文化出版分社社长。李学军同志出任文化出版分社社长，不再担任《读书》杂志副主编。此决定自2013年3月1日起执行。”“本次调整事先已充分征求当事人和各方意见。一直以来，《读书》杂志深受广大读者关爱。今后，刊物仍将恪守‘人文精神，思想智慧’的理念，坚持以书为中心的思想文化评论办刊方针，期望继续得到社会各界的批评指教。”

三联书店总经理樊希安对新京报记者表示，“这次调整，完全是一次正常的人事变动。因为贾宝兰调走之后，需要有人顶上这个空缺。调整之前，我们征求了沈昌文、董秀玉、吴彬等人的意见，三联书店的领导班子一致通过。另外，这次调整只是《读书》杂志的领导班子，其办刊宗旨和方向不会有任何变动。”他还说，《读书》以前实行的是贾宝兰和王焱的双主编制，王焱的位置没有变化。叶彤有一些想法，已经与书店沟通。

《读书》前主编沈昌文说，“我经常和樊总聊天，他的所有意见我都赞成。这几年我很少读纸质书，也不大看《读书》，宁可上网。”

当事人均不愿多说

《读书》杂志原执行主编贾宝兰80年代就进入《读书》杂志，是杂志社的“五朵金花”之一。她说，自己已经在《中国艺术时空》杂志社任职，对于此次人事调动略有耳闻，但未知其详。“我的关系已经调到这边来了，这段时间在三联只处理了一些遗留的事务，做完就走，也不聊天。”

此前，贾宝兰曾在微博发帖，认为政协换届自己应该连任政协委员，却被反常换下。贾宝兰称，这件事发生之后，自己就决定调走。对于之后的人事变化，“我确实不知道。”

李学军称，此次调动并非自己能够决定，对于其余的事，她不愿多说。在《读书》杂志工作多年的王焱称，自己四月份就退休了，希望回家写书。“老邓（邓正来）啪一下就没了，我有紧迫之感，得把要写的书赶紧写出来。”他还表示，自己主编的《社会学家茶座》，将继续编下去。

刚刚接任的主编郑勇称，自己刚刚到岗，有一点可以明确，“《读书》仍将坚持原有宗旨。”

■ 微博众议

@周立民在说话:或许早就该变了，编者不变，读者早变了。

@上海陈子善:其实《读书》从创刊至今，已变过几次了。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不变是相对的，变是绝对的。所以这次如又要变，怎么变，会变成怎样，目前下结论未免为时过早，且拭目以待。

@如是槛内人：花无百日红，盛衰是自然事。但私心里还是希望《读书》好好办下去，在这个越来越浮躁的年代，有本好杂志不容易。

@幸运的出版狂客：未必是坏事，杂志社人事变动很正常。郑勇编了很多好书，底子不错。

■ 读书人谈《读书》

2007年汪晖离职后，《读书》杂志的定位和调整，也一直是公众关注的焦点。新京报采访了执行主编王焱与书评人黄集伟，他们直言了近几年对读书杂志状态的看法。

王焱：离理想情况还是有一些距离

2007年至今，《读书》杂志明显的多元化。但是，与上世纪八十年代相比，仍有很大不同，作者的队伍主要是年轻人，表述上也差了一些。另外就是有些文章太长了，有的稿子有12个页码，我觉得，最长8个页码就可以了。文章太长，杂志就有些单调。另外还有一个悖论，《读书》被列入了CSSCI，在上面发表文章，被很多大学和科研机构视为学术成果。但是，《读书》是一个思想文化刊物，和学术成果和学术论文不是一回事。

应该说，这几年，我们在文章的可读性上做了一些努力，但是，离理想的情况还是有一些距离。在新的时代，应该有新的努力，又有思想性，又有可读性，评论还要到位，同时引导阅读，这些实现得不太够。现在应该摸索出一种新文体，清新、生动，适合时代语境，这需要作者和编者长时间的努力。但是，杂志又不能完全学网络语言。《读书》杂志的生命就在思想性，这一点什么时候都不能变。

黄集伟：面临传播媒介的巨大改变

这些年来，我一直坚持订阅《读书》杂志。我最喜欢沈昌文时代的《读书》杂志，汪晖时代的《读书》，学术性很强，2007年至今的《读书》杂志，活跃度仍然比不上沈昌文时代。

我觉得，这些年的《读书》杂志，面临的是传播媒介的巨大改变。打个比方，你以前看一场球，至少要等到第二天才能看到球评专家怎么说，得到情感和思想上的共鸣和共享。但是，现在的情况是，你用手机和IPAD，马上就能获取。在思想文化领域，你关心某一个问题，没有必要一定要等两个月杂志出来，网上的言论和讯息的丰富程度，也不是杂志所能比拟的。

这也意味着，《读书》杂志在我阅读上的地位已经下降。站在读者的角度，我不关心人事的变化，只希望杂志能多一些好读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