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安门广场设计往事：毛主席亲自确定部分尺寸

2012年10月07日 10:10
来源：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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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安门广场的升旗仪式

饱经500余年风雨沧桑的天安门广场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广场，它不仅见证了中国人民一次次要民主、争自由，反抗外国侵略和反动统治的斗争，更是共和国举行重大庆典、盛大集会和外事迎宾的神圣重地。

继1954年天安门广场拓宽，并在广场中央修建了人民英雄纪念碑后，1959年又分别在广场的西侧修建了人民大会堂、东侧修建了中国革命博物馆和中国历史博物馆，古老的广场更加宏伟壮观，成为中华民族凝聚力和中国繁荣昌盛的象征。

天安门广场和人民大会堂作为政治内涵浓郁的广场和建筑，其构建规模和仪范形貌设计方案筛选采纳的决断常人难窥其详。

天安门广场规划是中国人做的，还是苏联人做的？人民大会堂设计方案究竟出自谁人之手？当年直接参与天安门广场整体规划设计工作的陶宗震先生以自己亲历亲为的事实，一一给予了澄清。

——编者

毛主席确定天安门广场部分尺寸

对天安门前的广场进行整体规划设计的工作，很早就提上了日程。在北京首都规划委员会的苏联专家阿谢夫等协助下，北京市建筑设计院的建筑师张搏、周志良等人于1957年先后拟出10余个规划方案和模型，但始终未能定案。

方案中有一个是苏联专家的得意之作，从天安门至正阳门间900米全部拆空，西留司法部街，东留公安局街，总宽600米。以纪念碑为中心，左右各置一38米至60米的车道，并在车道东、西面都留出了建筑空间。

设想中的广场建筑大多安排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以北，广场空间布局的观念皆未脱欧洲文艺复兴以后“嵌边式”广场模式概念，建筑物的前面只有一两排行道树，但空间尺度和比例上却没按文艺复兴时期从视觉角度来确定建筑高度与广场宽度的关系。我分析，规划方案始终定不下来，关键在于广场建筑内容的不确定，所以当时谁做也是这个结果。

1958年中共中央北戴河会议期间，议定为庆贺共和国10周年盛典，要在北京兴建一些时代纪念碑式的建筑。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原国家建委城建总局局长万里，在长安大戏院作了“国庆工程”设计征稿的动员报告。被列入“国庆工程”的历史博物馆、革命博物馆、万人大会堂(后由毛泽东亲自定名为人民大会堂)和国家大剧院等建筑，均在天安门广场上。所以，广场整体规划设计与建筑方案的设计同时进行。至此，广场规划设计才具有了实效性。

我恰在这时调入北京市规划管理局，直接参与了天安门广场的整体规划设计工作。整个“国庆工程”及广场规划工作是在周恩来总理、国务院副秘书长齐燕铭等中央领导直接关注下，在北京市委刘仁、万里，首都规划委员会及市规划管理局、设计院的佟铮、冯佩之、李正冠、沈勃等具体领导者层层负责下进行的。广场规划设计以及“国庆工程”应征方案汇集后，向上汇报，向下传达领导指示，都由市规划管理局技术室主任赵冬日、总图室副主任沈其负责。

规划设计的具体内容主要是根据中央、市、局等领导的要求，划定广场红线；广场红线内的道路、绿化、市政设施以及路面、灯具等的布置、布局和设计由我负责。直接向我布置规划设计任务的是沈其。她交待：天安门广场红线宽度为500米(即长安左门至长安右门的距离)，广场的深度为800余米(比例约为5比8，与“黄金比率”几近相合)，人民大会堂北墙与对面中山公园南墙间红线为180米。后来我得知有些尺寸是经毛主席确定的，所以，广场规划几经变异，但红线始终没动，红线内的总面积为40余公顷。

一天，佟铮带来一位指挥过节日游行检阅的解放军军官辛毅。辛毅对天安门广场规划提了三点要求：一、天安门广场及东西长安街要求无轨无线；二、要考虑路面经得起60吨坦克的行驶；三、道路及广场要求“一块板”，以便于游行集会。

按上述要求，西单、六部口之间的古建筑双塔，经过天安门的有轨电车轨道要拆掉，今后也不设无轨电车。长安街不设架空线路，原来架空的线路改走地下，因此，规划建设了北京第一条地下管线走廊。许多年以后，我才得知这些要求的提出还有一层考虑，就是为了战备需要，紧急时刻能在长安街上起降飞机。

苏联专家惊叹“中国兄弟真是大力士”

我考虑，如果严格遵照上级提出的广场道路“一块板”的要求，而且周边的建筑高度又不宜超过中轴线上的建筑，广场就会显得过于空旷和呆板，同时广场硬地面的“热岛效应”(日照的热反射)会很严重，因而不能借鉴往昔设计所采取的“嵌边建筑”方式，否则广场空空荡荡的问题必将更凸显。

因此，我在做规划设计方案时，尽可能地设法把平板部分缩小。以对着中山公园和劳动人民文化宫南门的两条南北向道路为界，路的内侧为平板广场，路外侧为人行道和绿地，这样使平板宽度在300余米，加上路面及纪念碑两侧，再加上扩建后宽180米的长安街游行路线南侧，中心广场面积约14公顷。

在两侧建筑物周围，我设计了宽70至80米的绿化带，使广场空间显得过于空旷单调的状况有所缓解，并可使从积水潭——后海——北海，景山——中南海，中山公园、劳动人民文化宫——人民英雄纪念碑南的松林——前三门护城河(当时规划护城河两岸为绿化带)，几处绿化相衔，联结一体贯通市中心。

我构想的天安门广场，与苏欧式广场(如莫斯科红场等)概念完全不同，因此，最后的天安门广场规划设计，不仅没有苏联人参与其间，而且连相关的影响也不存在。而且苏联来华的建筑专家，早在1958年前就都撤走了。1959年春，苏联一个建筑师参观团到中国访问，最早援华的原中央建工部苏联顾问穆欣也随团而来。那时，天安门广场及人民大会堂的施工正在紧张进行中，穆欣询问起有关的规划设计情况，便由我给苏联建筑师们介绍天安门广场及人民大会堂的规划设计情况。

当我介绍说天安门广场规划面积为44公顷，相当于5公顷的莫斯科红场8倍时，穆欣站了起来，对参观团的苏联建筑师们说：“啊哟！天安门广场比红场大8倍！我们的中国兄弟真是个大力士……”于是，在座者一同热烈鼓掌。

最早的方案中有国家大剧院

毕竟，人民大会堂等建筑要屹立在天安门广场大范围内，所以，天安门广场的整体规划设计方案就不能不考虑广场两侧建筑的布局，以及对广场观赏效果的影响。

最初总图设定广场两侧的建筑为人民大会堂、革命博物馆、国家大剧院和历史博物馆四座，两两相对分立于人民英雄纪念碑东西两侧。四座建筑的性质、内容都不相同，各自独立，占地面积大小一样，每个地段为150米×220米，等于3.3公顷。

四座建筑用地范围按比例画在广场平面图上，东西长、南北狭，向着长安街的是阔面，面向广场的是狭面。这样的分布使得广场的南部留有较大的空地，而集人民大会堂和五千人宴会厅为一体的人民大会堂挤在一个地段中，给人感觉十分局促，而总体布局却很松散，南部有较多空间无内容。

有鉴于此，我提出了一份6个地段的规划方案：天安门广场西侧为人民大会堂、五千人宴会厅、人大常委办公楼；东侧为国家剧院、历史博物馆、革命博物馆。等于将原来的人民大会堂分为两座建筑，再增加一个人大常委办公楼，两侧各三栋建筑。

一天，北京市副市长万里、市政府秘书长贾星五到北京市规划管理局，听取有关天安门广场规划设计的汇报。我提出了纪念碑两侧各建3栋建筑的设想，并主张建筑间用传统的“千步廊”或“阁楼复道”相连，每栋面向广场的立面可与天安门城楼相似而体形皆略小于天安门，这样与中轴线上一系列古建筑的体量比较协调，而且宾主关系分明，更丰富、强化了中轴线。刚讲到这里，贾星五就插了一句：“国家大剧院不能对着大会堂，要拿出广场……”

天安门整体规划时考虑打通南长街、南池子两条延长线，与前三门大街相连通，是因为北京的中轴线上有景山、故宫、天安门等旧皇园和宫殿建筑群，以致城市中心没有贯穿南北的交通通途。天安门广场建成后，不打通这两条延长线，天安门中心广场就成了交通枢纽，每天有大量的车流来往，是不适宜的。更何况广场上集会活动很多，集会时市中心的南北交通就中断了。而两条延长线的打通，则可将广场交通枢纽功能移至正阳门、箭楼一线，有利于南北交通的分流，同时减少车辆绕行距离，另外在人民大会堂、革命博物馆、历史博物馆等大型公共场所背面也需要有环绕的道路，以便于疏散人流。

但是，公安部的新办公大楼恰在1958年刚刚竣工，为南池子延长线而随即拆除，与当时中国的国情国力是不相宜的，因此，当年只打通了部分南长街延长线，而将打通南池子延长线规划暂时搁置。

在中央决定上“国庆工程”后，有人出于对人民大会堂这一建筑的不寻常意义和重要的政治地位的凸显，提出将其放置在列有太和殿、天安门、祈年殿等重要建筑的北京中轴线上，即拆除正阳门和前门箭楼，将人民大会堂坐落在两者之间。幸好，这一提议未被采纳。

在万里、贾星五听取汇报后不久，佟铮就通知我：国家大剧院迁出天安门广场，移至人民大会堂的西侧，广场东侧的规划内容确定将历史博物馆与革命博物馆“合二为一”，广场西侧的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和人大常委办公楼“三合为一”。

周总理指示“古今中外皆为我用”

眼看着时间已经过去近一个月，十多个参与“国庆工程”设计的单位提供的应征方案已经过了七轮评选，却依然因为没有理想的设计而难以定案。而广场整体规划最终完成，必须有赖于人民大会堂和革命博物馆、历史博物馆设计方案的定稿。如果人民大会堂方案定不下来的局面再拖下去，建国10年庆典工程就难以如期竣工。于是，周恩来在国庆前夕作出指示：要进一步解放思想，除了老专家之外，发动青年同志参加“国庆工程”各大项目的方案设计。

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在周恩来指示后亲赴清华大学，动员建筑系的青年教师参加方案设计工作。与此同时，北京市规划局局长冯佩之也在局里作动员，号召所有建筑师都参加人民大会堂的方案设计。我就是在这个动员会后，开始进行人民大会堂方案设计的。

因为在做天安门广场规划方案之际，我就有了将万人大礼堂、大宴会厅、人大常委办公楼三建筑用“千步廊”联结的想法，所以我坐到设计图板前，脑海里随即浮现的就是一个“五段式”的建筑轮廓。

当时，并没有听到哪位党或国家领导人对人民大会堂的方案提出过关涉建筑具体形式的倾向性意见，但领导们的一些原则指示和零散的议论，对我们的设计形式的抉择，确实很有启迪意义。例如，周恩来总理在谈到人民大会堂的建筑风格的问题时，曾提出“古今中外一切，皆为我用”，要解放思想，不要受原有建筑的传统形式束缚。这些指示，启发了我突破传统木结构形范的约束，并从乾隆时期引入的欧洲“西洋楼”的事例着手，不拘一格地借鉴适合人民大会堂性质的表现形式。

我的“五段式”的构思，着意以总的体量组合来表达雄浑的气势。从广场的整体空间着眼，“五段式”设计使人民大会堂的纵向长度达到了336米。而在五段中，大会堂这个中段的体量、高度又与南北两段末端的体量形成主从关系相互呼应的和谐对比，虽然借鉴了柱廊式等西方古建筑的韵律，但其整体构思却有地道的中国传统建筑思想文化内涵寄寓其中，它来自在清华学习期间东西方建筑文化的兼容比较；梁思成等师长的教诲：“气韵生动”为最难达到的上品，因为不只是形式美，而且要传神；还有描绘中国历代西安周围宫殿都城气势的文字以及自己在数年设计实践中对理论的习得与思考。人民大会堂和国宴厅，应凸显时代的胸怀和气势。在我的设计过程中，不断涌出的就是这些潜意识。

确保方案里的面积不被压缩

在我参与方案设计前的许多方案，都严格地受到预定的建筑面积不得超出50000平方米(后增至70000平方米)的限制，所有方案拟制人员都感到在如此狭蹙的范围里做文章，确实与国家最高规格的大会堂不相适应，但打破70000平方米限制的呼吁一直未被正式允准。

而我在做“五段式”方案时，将南北长度从严格控制的270米之内一下子延伸出了近70米，其宽度也相应地扩展到210米。之所以能这样放开手脚，是因为在动员我们参与设计时，一切框框都不提了。另外，当时我满脑子都是如何综合周总理等中央及市委领导人的意见、要求和指示，如何结合天安门广场的规划环境和人民大会堂的建筑性质，如何统筹考虑不拘一格地采用适合的艺术手段……对自己的方案能否中选根本无暇顾及，面积是否超标就更顾不上细算。直到方案中选后，交给设计院计算面积，才发现竟达17万余平方米，是原规划占地面积的2.5倍。

本来，由于面积限制，几乎所有参与方案设计的建筑师，都是将大宴会厅安排在一层的。但外交部礼宾司的人认为：这样设计的宴会厅，贵宾入席没有回旋余地，没有休息场所，必须马上登堂入室，对号入座，类似大灶食堂，没有国宴气氛，有损国家尊严。因此，周恩来指示增加迎宾厅，周围设衣帽间，中间建大型扶梯通向二楼宴会厅，于是，宴会厅由一层升至二层。

我的设计方案里，中央大厅被堂堂正正地摆在东西、南北两条轴线的交叉点上，位居正中且导向性非常明确，这还是为了充分体现人民大会堂的性格特征和周总理的指示，但也导致了面积的膨胀。

由于原有的面积限制被大大突破，佟铮在得知数据后，随即找我，问：“面积超得太多，能否压缩？”

我考虑了一下说：“可以压缩一些，但压不了多少，主要是按周总理宴会厅前要有‘缓冲’的要求，增加了迎宾厅。因为宴会厅增加了许多面积，人大常委办公楼部分的体量和面积必须相应扩展，以求两者间的对称和均衡。如果要强压面积，那么总的布局都需要重新考虑。”

佟铮听了以后，没有说什么，转身走了。他边走边自言自语：“能压就坏了……”我后来猜测，佟铮当时的意思是要能随便压缩的话，方案就不完整了。所以，最终宁可将国家剧院、科技馆等项目暂停，以确保人民大会堂方案不被压缩面积。

10个月，建成人民大会堂

在设计过程中，放弃原有的框架、设想，根据实际需要和条件进行合理更改的情形，有一个很突出的例子，就是人民大会堂的平面设计。

在我没进入实际设计时，想象中的人民大会堂的顶部，还是中国传统的大屋顶结构。当时绝大多数建筑师在面对人民大会堂设计这样一个光荣任务时，都不会首先考虑到西方古典建筑中去找借鉴和灵感，而不约而同地把民族风格放在首位。然而，真正设计过程中，特别是当我做出了“五段式”构架后，才感到传统的屋顶已经很难适应了。

人民大会堂毕竟是建立在天安门广场范围内，这个广场的重心无疑应该是天安门城楼。天安门整个城台的宽度约为120米，城楼的宽度才不过60米左右，“五段式”的人民大会堂的宽度近340米。在如此舒展的建筑上做传统大屋顶，做小了，等于大体量上扣一顶小帽子，不仅没有气魄，而且很不谐调；可要是做大了，必然要明显超过天安门城楼顶脊兽吻，庞大笨拙不说，整个广场的重心就将旁落一侧，这是设计的大忌。因此，我决意突破窠臼另觅出路，放弃了大屋顶的最初设想。

周恩来总理曾对人民大会堂的形状提出过个人倾向性的意见，说要做成类似马蹄的“卵形”。所以在大多数应选方案的平面图中，人民大会堂都被设计成接近马蹄或鸡蛋的椭圆形。其中赵冬日、沈其的方案虽然有两种，人民大会堂被安排在不同的方位，但都是典型的“卵形”。

但在对“卵形”礼堂作具体分析时，我发现一个容纳万人的礼堂，如若采用椭圆形或圆形的话，最远的视距将拉长到八九十米，最后一排的人看主席台要作近百米的眺望。

为了容纳万人，礼堂必须做多层挑台，但卵形礼堂的挑台做不深，做深了会遮挡后排座位的人看到整个“台口”，不仅容量小、视距远、视听效果不好，而且势必增多层数，也不符合人民大会堂的性质，这显然是不可取的。

为了将最远视距缩短，使礼堂有较佳的视听效果，经过反复画图和比较，我觉得只有把礼堂做成扇形最合适，最远视距可控制在60米之内，而且只需做两层深挑台。最后，扇形人民大会堂方案被肯定了下来，这也说明中央领导对建筑师们的意见是十分尊重的。

我将方案上交后的第二天，规划局局长冯佩之来到办公室，见到我就说：“你的方案考第一，加油干！”我记得当天是星期日，因刚刚赶完图，一个人在办公室的图桌上睡了一觉。

那是一个“大跃进”的时代，气势恢弘的人民大会堂只用了10个月的时间，就屹立于天安门广场西侧。那也是一个不彰显个人，崇尚“大公无私”、“各尽所能”、不分彼此、精诚合作的集体主义精神的时代。人民大会堂的设计，彼时被冠以“集体创作”之名。多数国人大概不会想到，这个被选中方案的设计者，是北平和平解放后才开始建筑设计实践尚未“而立”的年轻人。

摘自《历史学家茶座》总第五辑

口述/陶宗震整理/王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