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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演王全安:改编《白鹿原》几乎是九死一生

2012年09月06日 08:19
来源:人民日报 作者:任姗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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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影一百年建设要比批判更重要

距离电影《白鹿原》上映愈来愈近,围绕电影的各种话题早已吊足了观众的胃口,可导演王全安依旧忐忑。他有点儿不好意思地笑说:这大概是导演的通病,即便是最具票房号召力的导演卡梅隆也不例外。

在日前由《文史参考》杂志主办的“国历沙龙”上,记者见到的王全安,一顶棒球帽、一身休闲装,透着三秦男儿特有的诚恳和粗犷。别人发言,他安静聆听;自己发言,不故作深沉、不居高临下,语气谦和又暗含力道。当然,我们谈论的焦点还是电影《白鹿原》。

“改编《白鹿原》几乎是九死一生”

记者:电影《白鹿原》9年中经历了“换导演”、“换演员”、“被撤资”等各种风波。有人说,接力棒从“第四代”导演吴天明传到了“第五代”张艺谋,到你手里恐怕已经成了“烫手的山芋”。你为何决定接下它?

王全安:《白鹿原》用陕西方言写成,是一部地域性很强的小说,由陕西人来拍电影似乎顺理成章。不过,最重要的还是作品打动了我。它写出了陕西人尤其是关中农民的精神特质。我决定拍电影《白鹿原》之后,首先到陈忠实当年翻阅三个县志的地方待了一个多月。这让我确立了对这部作品的信心,因为它是扎实可靠、值得信任的。小说《白鹿原》给人最直观的一个印象是血性,写出了陕西人性格的质地,外表看起来木讷,性子有点“一根筋”,甚至有些暴烈;另一印象是情爱。二者的结合,反映出这片土地的繁衍的力量。所以,拍摄《白鹿原》是一项挑战。

记者:这种挑战来自于剧本改编吗?原作曾获茅盾文学奖,畅销近20年,已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经典、几代人的阅读记忆。把这部具有史诗气质的文学作品,改编为有限长度的电影,十分冒险。

王全安:改编《白鹿原》的过程几乎就是九死一生!就像你主动跳入一个陷阱,既要不怕死,也要有智慧,想方设法从陷阱里逃生。

《白鹿原》给我的感觉尤其如此。它太庞大,洋洋洒洒几十万字,展现了半个世纪里近百人的历史,电影根本不可能全部容纳。所以,改编的基础在于找到适合自己表达的方式,重建一部完整的电影。我们抓住了两条主线索,一是关于历史、时代大背景的风云变幻;二是人与人之间的冲突。我们先将原作打散,而后筛选、简化,按照主线索重新建构一个电影文本——它源自小说,又具有电影本身的语境和价值,能带给观众新鲜的体验和感性滋味。

特别要感谢陈忠实,给了我重走这段历史的机会。我希望,观众通过电影也能获得这种历史的在场感和参与感。

记者:小说《白鹿原》,必然“浸染”了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历史语境和社会思潮。如今在银幕上再现“白鹿原”,必要性和现实意义是什么?

王全安:拍摄前,我曾与陈忠实有过交流。他告诉我,《白鹿原》最想说的就是一句话:自从封建帝制瓦解之后,我们的文化就没找到“北”,一直延续到现在。

而电影《白鹿原》想表达的是,一百年前,我们的农耕文明在西方工业文明的入侵下,被迫向西方学习,于是有了一百多年来的自我批评、检讨反思。我们不断质疑、动摇自己的文化传统,我们受挫、愤怒、迷茫,一直在找寻方向。国家体制可能在有限时间内建成,而民族心理、伦理价值绝不可能。缺少传统文化的支撑和约束,我们的精神不断受“苦”,它摇摆到一边直至头破血流,随后摆向相反方向,可能又是一个极端。在今天,这个钟摆就摆向了欲望。这全是由于一百年来,我们的 “精神家园”不断失守造成。

“中国电影无需揠苗助长,更无需过度保护”

记者:电影《白鹿原》最初版本长达四五个小时,而即将上映的版本只有两个半小时,你怎么看待这个过程?这些剪辑对你试图表达的厚重有没有伤害?

王全安:电影导演,不论在世界任何地方都会遇到相似的问题,即个性与标准之间的冲突。现在《白鹿原》要到美国发行,美国人竟然要求按照他们的方式重新剪辑!所以,我更倾向于把它看作一个职业问题。如果你真的热爱这个行业,就更应该把时间和功夫都用在电影本身。你想,电影诞生百年,名垂青史的才有多少部电影?多少位大师?所以,真正困难的在于完成一部好电影。

电影人还是要回归自己的职业,别回避,也别哭闹撒娇,尽力在现有条件下取得最大的进展。要知道,艺术家自身的惰性也是很大的,阻力也是对艺术创作的一种激发。你“冲”过去了,在表达方式上有所突破,反倒是一种成全。《白鹿原》拍摄完毕,我内心比较安然,可以坦荡地交给陈忠实,交给历史。至于什么时间以什么方式完整地交给观众,与作品完成相比,并不是那么重要。对中国电影环境的未来,我也并不悲观。

记者:这次出任长春国际电影节评审主席,你对中国电影的当下与未来是否有了新看法?

王全安:参加长春国际电影节任评审主席,是我很想更多地关注中国电影,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参与,为中国电影多做点什么,也希望能跳出自己的电影小圈子,以更宏观的视角去思考中国电影。我认为,正能量是当下中国电影最需要的。过去,我们批判、抱怨、哭诉的已然很多,甚至成了一种矫情。抱怨和批判,实质是对自我的解脱,而这也催生一批批的“懒人”。说实话,建设比批判、破坏要吃力很多,因为建设要承担风险、承担后果。

从大环境的营造来看,中国电影无需揠苗助长,也无需过度保护。能够给予中国电影相对宽松的条件以及与国外电影接近的待遇,也许是最好的保护。面对好莱坞,最好方法就是学习对方。学习它通行世界的秘诀——不仅仅是大投入、大制作,而是对人性的挖掘、道德的理解。后者,恰恰是我们最缺乏的。

[责任编辑:徐鹏远] 标签:白鹿原 改编 中国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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