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美国小说家”弗兰岑：马克思的历史观令人信服

2012年07月26日 10:50
来源：南方都市报 作者：赵大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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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后谈及登上《时代》杂志封面，弗兰岑说要警惕，因为“一旦一个小说家开始认为自己是个大人物，他就再也写不出好作品了”。

当乔纳森·弗兰岑的第四本小说《自由》在美国上市时，《时代》杂志让他登上了封面。他的照片旁跟着大标题“伟大的美国小说家”。回想起两年前的这个“光环”，弗兰岑对南都记者承认，“这有助于小说在美国和海外的发行”，但这件事也给他造成了反作用，“有些人（作家）非要认定我人品不好，我理解这种冲动，如果换成是我的一个竞争者登上封面，我很可能也会受到它的影响。但我试着不让这种曝光机会改变自己。因为一旦一个小说家开始认为自己是个大人物，而不是一个普通人时，他就再也写不出好作品了。”弗兰岑接受南都记者邮件采访时说。

简体版《自由》厚达600多页，如弗兰岑在2001年出版的第三部小说《纠正》一样，是本“大书”。“就像菲茨杰拉德在《了不起的盖茨比》中描述了当年的‘美国梦’的破灭一样，当年的‘美国梦’的标签是‘成功’，今天的‘美国梦’的标签是‘自由’。”学者止庵曾对《自由》做出如此评鉴。弗兰岑认为，他追寻着十九世纪现实主义的写作风格，在书中，他描绘了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在21世纪最初十年内遭遇的梦想与失败。“我的野心来自十九世纪，那时像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狄更斯和巴尔扎克之类的作家虽然走严肃写作路线，却也能吸引广大读者。”弗兰岑说。

正是弗兰岑的现实主义风格，让他在写作潮流瞬间更迭的今日备受争议。日前，乔纳森·弗兰岑在飞机上回答了南都记者的邮件提问。

南都专访

乔纳森·弗兰岑，美国著名小说家、随笔作家，生于1959年。凭借长篇小说《纠正》获得普利策奖提名和美国国家图书奖。2010年8月底，弗兰岑登上了《时代》杂志的封面，距离上一位作家斯蒂芬·金登上封面已有十年之久。

《自由》的写作

“读者能从他们自己的生活中发现类似的矛盾和焦虑。”

南都：这本没有惊险情节、伟大人物的厚重小说，在美国赢得了包括奥巴马在内的那么多读者，是因为它写的就是美国人现在的生活、现在的问题吗？

弗兰岑：如果不自吹自擂的话似乎很难回答这个问题，但是，是的，我的确认为在美国（其他地区也一样）人们渴望读到关于眼下他们生活的这个世界的意义深刻的故事。但是，当然了，现今的网络和各种媒体中充斥着这样的故事。一部引人注目的小说要有全然鲜活的人物，而从个人角度讲，我塑造这种人物的方法就是从我自身生活的矛盾与焦虑中获得启发。读者会喜欢这部书，也许就是因为能从他们自己的生活中发现类似的矛盾和焦虑。

南都：2003年，你偶然找到了帕蒂这个角色的真实人物，这时是你最早产生写作《自由》一书的想法？

弗兰岑：更准确地说，是在2003年听到帕蒂的声音后开始的，我断断续续地思考了五年，最终得到了她的故事的轮廓。我在2003年时设想的故事和最终的这一版少有重合。是的，最终的故事也与我自己的生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并不是通过直接的方式。这更像我的真实生活和我可能做的一个梦之间的联系———梦里充满了你在生活中接收到的讯息，但梦中的一切都是与真实完全不同的。

美国与德国

“我发现马克思主义着重于探讨经济关系的历史观很令人信服。”

南都：你曾学习德语、留学德国，哪些事对你的写作产生了影响？联系到你对美国的一系列批评，你如何比较美国与德国在现代化问题中产生的困境？

弗兰岑：我学习德语和在德国生活几乎完全是误打误撞。我父母不允许我本科学英语文学，但是他们认为学德语还算比较实际，因而准许了。之后我发现了德语文学———歌德、卡夫卡、里尔克和托马斯·曼———它改变了我的生活。它让我作为作家变得更严谨，也让我产生了某种前所未有的文学抱负。除了《纠正》外，我的所有小说都是在德国开始动笔的。仅仅是去一趟柏林都能让我想起年轻时代的抱负和认真，与美国之间的远距离让我能把祖国看得更清。但我不能确定地说我在这两个国家间看到了很多有趣的相似之处。不论是好是坏，德国有独特的风格，而美国是个大熔炉，世界上任何一种文化都有一点。德国人需要应对他们的特性，而美国是激进的自我创造之国。

南都：你曾宣称年轻时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也曾说“我不信任一个在不公开的地方接受祈祷者祈求和祷告的上帝”，马克思主义对你有很大的影响？

弗兰岑：我从没说过我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我承认我发现马克思主义着重于探讨经济关系的历史观很令人信服。我也会给最自由主义的候选人投票，因为我认为我们需要强有力的社会安定网络和更加公正的财富分配。

“自由”的意义

“希望任何时代和地区的读者都能对他们的欲望与恐惧有所认识。”

南都：书中帕蒂和沃尔特的生活变得一团糟，是因为“自由”带来的，可以这么简单地理解吗？

弗兰岑：因为自由有多重含义，我的小说认为政治方面的自由是理所当然的———新闻自由，选择自由，表达自由———因为小说的背景是在美国。但即便政治和消费的自由度如此之高，美国人并不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人群。这部小说想探讨的主题之一就是这种现象产生的可能原因。拥有太多选择可能也是一种专制，尤其帕蒂本身就拥有太多的选择。

南都：对美国人来说，现在思考自由带给人们的问题，是合适的。你会因此担忧中国读者对这本书的接受、理解吗？

弗兰岑：我对中国读者能否理解当代美国文化方面的一些指涉有过担忧，另外，我也担心中文版无法准确反映出这本书的讽刺味道，尤其是人物语气中的———在美国我们习惯使用大量反讽。但我不担心故事本身，因为人物的处境是无国界的，比如帕蒂在欲望和忠实之间的摇摆，沃尔特与儿子的矛盾和对环境问题的痛心，乔伊想做个好人和赚大钱的愿望等等。

和所有读者说的一样，我想对中国读者说，希望你们喜欢这部书。虽然《自由》中引述了大量时事，我并不认为这部小说是关于它们的。它的主旨是体现四个人物，我希望任何时代和地区的读者都能对他们的欲望与恐惧有所认识和反应。

采写：南都记者赵大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