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建明谈《三牛风波》:体现主流对学子下乡非议
《三牛风波》中还写到一个清华女孩名叫蔡晨晨。她是北京人,独生子女。一家银行年薪20万元聘请她,她放弃了。还有一名大学生叫康石,也马上要提为乡书记。
记:你认为他们究竟为什么这样选择?
何:现在评价都市年轻人总说“高富帅”。“高富帅”自有他的价值、魅力、前途,但是选择另一种道路——比较艰苦的、草根的、朴素的、底层的——有没有前途呢?焦三牛工作的武威市下属县乡,生活条件不好,很艰苦。但他却立场坚定、方向准确、工作努力,在那片土地上融入青春、热血和理想,他非常有自我实现感。
他们对于中国现状的了解,对于中国社会的研究,对于中国国情的认知,一定是深于“高富帅”的。我以为这样的人终成大器——这个印象对于他的选择初衷,是一个注脚。对于引导其他年轻人作出这样的选择,是一个启示。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觉得“高富帅”们相对显得稚嫩和肤浅,他们对人生的追求,既没有焦三牛们崇高,从现实上说,也没有他们长远,更没有他们“科学和艺术”。
文学应该“有能力说到要害上”
记:一部书对于一个时代,能不能有推动的作用?
何:我认为一个真正的作家,不能简单地呈现一个事件,而要“拔出萝卜带出泥”,由此引出一些重大的社会问题。这才是我们作品要实现的。
当然,这中间涉及文学自身的问题:小说作品,也可以记录这个社会的形态,给人们提供身心的新发现与支持,但报告文学家的天职是记录时代。实质上,无论哪一种文学体裁,都应当把“参与社会生活、促动人类进步”作为自身职能和任务。
这本书已给当地带来的投资达10亿元,这当然是直接的益处,这是我愿意看到的。我更愿意看到的深远影响是:这部书能够给我国地方政府的干部任用机制,提供启示或借鉴——思想解放不能光说,要通过实例来解决问题。《三牛风波》乃至报告文学本身,就是要通过社会影响,参与社会进程,我认为这比写内心情感、杯水风波更有意义。
记:作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长,请问对当下文学的看法。
何:报告文学或者说任何文学样式,在当今的现实生活中都要承担这样一份责任——关注社会生活,参与社会进步,影响社会进程。这是文学应该具备的要素,也是其核心价值所在。文学不能允许自己是社会的旁观者和记录者,文学应该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推动者——为什么强调这一点?现在许多文学人都在远距离看社会,可以赞颂,可以批判,可以质疑,但是社会生活的好坏似乎和他没有关系。我认为,社会主义文学或者说主流文学对这个时代不能仅是简单的呼应,还应该参与。文学应该尖锐,应该有能力说到要害上。总之,推动社会进步的一百双手里,至少要有文学的一双手。否则它就会自甘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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