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琴家17楼坠亡:归国10年不擅人际关系很孤独
6月27日,杨彬在家中接受本报记者专访,电脑屏幕上是吴龙的演出照。
钢琴和音乐相伴吴龙走过了近50年的人生历程,这名52岁的钢琴家、中央音乐学院教授视钢琴为他的最大财富。
在他的世界里,他专注于音乐。在生活里,他认为如同弹钢琴一样,只要把事情做好了,自然会有掌声。可在世俗的生活里,各种琐碎和压力让他难以应对。糖尿病和抑郁症向他袭来,加速了他的无措。6月16日,他选择从17层楼的家中坠落,远离这尘世的喧嚣和苦闷。
17层楼的坠亡
在吴龙IPAD的备忘录中,最后一条停留在6月14日,仅有一个红色的句号。这或许是吴龙生前留下的对于生命的最明确暗示。
两天后,他从位于西城区一高档小区17层的家中坠落。事发时,妻子杨彬和7岁的女儿都在天津,杨彬赶回来时,吴龙早已不省人事。
杨彬回到家中,她在客厅发现,丈夫把家里的水、电、煤气卡和重要证件都整理好放在桌上,沙发上放着吴龙的手提包,里面有他的钱包,“现金都在里面,连一毛一毛的纸币都整齐地码在一起。而在以前,家里的现金都放在抽屉里,吴龙口袋里的钱都是一团一团的”。
房间的最北侧,是书房兼琴房。朝北的右侧窗户还开着,窗户内侧是吴龙留下的一双拖鞋,摆放有序,就像他要上床睡觉一样。
现场勘查的警察告诉杨彬,窗户两边留下很多吴龙的手印,“他应该是扒着窗户一点点滑溜下去的,一定是犹豫了很久”。
归国十年
在外人看来,吴龙的生活值得艳羡:他拥有美国国籍和“海归”身份,是业内声望日隆的钢琴家和声乐艺术指导、中央音乐学院教授,住在高档住宅,家庭美满。
1959年11月,吴龙出生在上海一个知识分子家庭,5岁开始学琴,19岁考入总政歌舞团。1989年,吴龙赴美留学,攻读音乐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主修钢琴伴奏和歌剧声乐艺术指导。这期间,吴龙曾任布法罗歌剧院艺术指导,与世界著名指挥家、歌唱家合作排演了20多部歌剧,赢得歌剧界权威人士赞誉,被称为“学者型钢琴演奏家”,后在波士顿大学歌剧学院任教。
2002年,吴龙和妻子放弃国外的安定生活回国,“他说,歌剧声乐指导在国内还是一片空白,想回国推动这方面的发展,发挥其所学”。当时又恰逢吴龙父亲去世,母亲需要照顾。
2003年1月,吴龙受聘于上海音乐学院,“这段时光并不是很顺心”。杨彬说,吴龙被安排进一个主要面向艺术团体进修人员的歌剧中心,与开设新专业的设想差距很大,“这让他很失落”。
一年后,吴龙转投中央音乐学院,任该院声乐歌剧系钢琴艺术指导教授。
吴龙很看重中央音乐学院这个平台。好友林立还记得,5年前,吴龙给她发短信说他又续签了5年,“能感觉到他很开心”。
杨彬说,作为外籍聘用人员,吴龙在音乐学院的收入是年薪10万,几年未涨,不比正式的老师有编制、有课时费等。“这些吴龙并不是十分在意,也有别的学校希望他去,但他说中央音乐学院能实现他的理想,他希望一直留在这里”。
孤独的钢琴家
曹群是吴龙交往几十年的老友。他说,从去年9月开始,吴龙有时会感叹:“这些年很累”“像是走钢丝”。
回国后,吴龙致力于发展声乐艺术指导。杨彬称,声乐艺术指导是通过歌唱、舞蹈、伴奏诠释故事,把舞台和音乐等统一起来,这种形式更富有感染力。“这是艺术家的最高梦想,对吴龙来说更具吸引力”。
在中央音乐学院的8年,吴龙在学校参与了6部歌剧的艺术指导,有《魔笛》《蝴蝶夫人》《茶花女》等,几乎每年一部。
排歌剧非常累。学生郭佳音和徐薇薇说,声乐艺术指导要负责挑选剧本、演员、曲目,声乐和舞美的配合。一部歌剧里有二重唱、三重唱、咏叹调,都得他指导排练,每部歌剧的排练需3个月到半年时间。
杨彬说,吴龙希望达到完美,稍有不满,他就一遍遍重来,“国内很少有人像他这样了解声乐艺术指导,都是无序的,他自己在其中摸索,陶醉在里面”。
2008年,曹群从英国回来,陪同英国专业学院的教授去看吴龙排的歌剧,对方大赞吴龙专业。但曹群说,据他观察,在国内,声乐艺术指导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钢琴伴奏还处从属地位。
接近吴龙的人称,有些微妙的事情吴龙不是很能理解。就拿选择演员来说,让谁上场不让谁上场,有时并不取决于演员的实力高低。每每遇到这样的事情,吴龙在内心里是固执的,也是痛苦的。
吴龙有时会飞到国外去听歌剧和音乐会,找人交流。在杨彬看来,“他在内心是孤独的”。
被割裂的生活
作为钢琴家,吴龙欣赏一句名言:一个钢琴家,当他坐在钢琴旁,他比任何一个富有的国王都幸福。钢琴和音乐,充实了吴龙的世界。
吴龙幼时学琴,正值文革,为了偷偷学琴,家里将钢琴藏在阁楼楼梯下的小屋里,并且给钢琴的琴缒和琴弦之间加进一层海绵,这样练琴琴键就发不出声。当年的同事林立记得,在总政歌舞团,吴龙总是在练琴,宿舍熄灯了,他就学英语,听国外歌剧。
这一习惯保持到现在,他的生活就是弹琴、排练、研究乐谱,很少在午夜前睡觉。林立曾三次负责组织中国音乐家赴境外演出,均由吴龙负责钢琴伴奏和艺术方面的音乐指导,“别人都出去购物了,他还在那里练琴”。每次演出结束,吴龙从舞台走下,都大汗淋漓。“你叫他,他要愣一下才能回过神来,他太专注于音乐”。
然而,钢琴和音乐之外的世界,对吴龙来说是陌生的。
林立说,老友聚会聊起音乐,他神采飞扬,一旦聊到其他话题,他就不说话,在一边默默地笑。那个时候,“你不会觉得多了一个人,也不会觉得少了一个人”。
家里灯泡坏了,都是杨彬爬上去换。出去买东西买错了,吴龙都不敢自己回去换。杨彬说,吴龙确实不擅长经营人际关系,他出事半个多月了,“系里只有一个他多年前就认识的同事来家里慰问”。
“普通人是用音乐来调剂身心,作为音乐家,他更需要的是学会生活。”杨彬认为,这与吴龙的经历有关,父母总教育他把琴弹好就行,其他的不用管,“他认为就像在台上弹琴,只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了,下面自然就有掌声”。
悬而未决的合同
在杨彬看来,今年困扰吴龙的一个大问题是他与中央音乐学院的合同能否续签。今年8月,吴龙和校方的合同就要到期。对于外籍聘用人员,校方应提前3个月谈是否续签。但到了今年5月,学校都没人提。眼看就要放暑假了,还是没人找他谈续签之事。“如果不续约,他就要面临出境。吴龙很着急,我让他去问,他说人家告诉他要等”。
合同的悬而未决让吴龙焦躁。杨彬劝他,连学生都能找到工作,他还担心什么?就算学校不能续约,教学生学琴收入也不少,“但这种挣钱方式他感觉耻辱”。
杨彬说,吴龙出事后,学院的领导来家里看望,他们提起合同的事,对方说“没有说不和他续签啊”。但究竟为何校方没找吴龙谈续约之事,杨彬不得而知。
杨彬说,吴龙应对生活的能力较差,普通人可能不觉得这是多大的事情,“但他觉得很重要”。吴龙特别在意别人对他的评价,每有演出,第二天他就很关注音乐评论。有朋友说,“他很爱面子,他希望继续在中央音乐学院干下去,如果不干了,他会觉得很没面子”。
虽然拥有美国国籍,但是对于吴龙一家而言,再回美国并不现实。吴龙曾对好友曹群说过,“想在国内这么干下去,在外面也没有财产和地”,他最大的财产——他的施坦威钢琴都随他运回了国内。
糖尿病和抑郁症
这两个多月来,吴龙已经很少弹琴。
他的体重突然直线下降,腰围从三尺二瘦到二尺六。今年5月,吴龙在杨彬的劝导下,去了世纪坛医院,被查出患有糖尿病。
吴龙住院时特意嘱咐妻子,“不要让别人知道我生病了”,杨彬后来才知道,那段时间,他给朋友和学生发短信,总是说他在外地有事情等等,“他怕别人知道他病了”。
出院后,吴龙的体重还是不停往下掉。他不愿去学校,担心有人问他怎么又瘦了,“我不想看到他们可怜我的眼神”,他这样对妻子说。
杨彬看丈夫情绪低落,精神恍惚,鼓励他去看心理医生。“他觉得难为情,还说医生解决不了问题”。6月2日,杨彬硬拉着吴龙去看心理医生,可他不愿说话,“还是我替他回答问题”。医生给他开了一周的药,11日,吴龙又去看了一次,这次挂的神经内科,“他担心和医生交谈会被别人听到,就用英语讲”。
这一次,他被确诊为抑郁症,抑郁原因和状态待查。医生让他6月17日再去复查,但他显然不想再去。
杨彬说,很难说到底是哪根稻草压倒了吴龙,“但生活里的这些事情,一环一环的,他对生的热情一点点灭下去了”。
6月14日早上,学生郭佳音接到吴龙打来的电话,他在电话里让郭去给他的本科学生弹伴奏。“他总是叹气,说话混乱,现在想来,应该是哭了”。郭佳音说,在学生面前,吴龙从来没有一点架子,“像他这样的艺术家,很多人都是很傲气的,但他不是”。他会和学生去学生食堂吃饭,抢着付钱,学生上课时用的乐谱,都是他亲自打印。
当天晚上,好友曹群给吴龙打过一个电话,“他说自己身体不太好,工作上还有不少压力,又很苦闷”。曹群提出去家里看看他,但被吴龙拒绝。
两天后,他选择从窗口坠楼。窗后就是他最心爱的钢琴,钢琴上放着拉赫玛尼诺夫的第二钢琴协奏曲,这是他计划11月份开办个人音乐会选的曲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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