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贤亮：坐牢比当作家时间长 读着《资本论》经商

2012年04月13日 11:53
来源：时代人物 作者：韩骐名 葛少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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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人物：从您的成功经验中，能不能告诉大家，那该如何做文化产业？

张贤亮：每一个省市都在搞旅游，你不能走别人的路子，这就是文化产业的特点。文化产业绝对不能产“大陆货”，什么是“大陆货”，就是什么地方都能买得到的。你绝对要独辟蹊径，剑走偏锋。比如，要说影城的辉煌，那横店是最辉煌的，一比一的复制故宫，富丽堂皇的，但如果是搞旅游业，它不如这个地方，它投资太大，体现不出投资少、回报高的文化产业特点。我这所有的产品，哪怕小商铺、小饭摊一点不富丽堂皇，甚至很破落，但是它是原生态的，当游客去看过真正的故宫，再去游玩你复制的故宫，他会感兴趣吗？主要复制的东西没有历史感、没有沧桑感。因为旅游和看电影不一样，就是3D电影也没有完全让你触摸的感觉，但是旅游是可以触摸的，它要的就是这种感觉，旅游出卖的就是感觉。你复制的毕竟不一样嘛。

而且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已经看出来，花巨资去为电影、电视剧拍摄外景地打造的基地--我们叫影视城，绝对是没有可持续发展前途的。因为以后的电影、电视都是靠电脑三维制作的，他没有必要拉上上百人的队伍到处找实景，在摄影棚里就可以完成，演员的表演，喜怒哀乐都在摄影棚里拍摄，然后去通过电脑制作背景，这就是大制作。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制作一秒钟地特技需要几十万美元，像斯皮尔伯格的大制作，一亿两亿美金往里面花，其实演员没有拿多少钱，顶多几百万上千万美元。钱全花在制作上了，可是科技是发展的，现在一秒钟几十万美元，以后就是几万美元，再发展，那几千美元一秒钟都可以做了。

当下文学作品缺乏真诚

时代人物：您有很多个身份与角色，您最看重哪个？

张贤亮：我跨界确实比较多，因为我不仅是职业作家，我还是文化官僚，因为我是文联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宁夏作家协会主席，还有全国政协委员，另外，我兼的顾问、理事还有几十个。

最满意的不是哪个身份与角色，而是做一个人。你想想，你是前世转过来的，转来的时候灵魂没有转到鸡身上，狗身上，转在了人身上，这概率是n亿分之一，你要珍惜这一生，对不对？我过去还是劳改犯，那我以劳改犯为自豪吗？因为中国没有一个文人像我坐牢坐了22年，自豪不自豪？我做劳改犯的时间甚至比做作家的时间长，所以，不要再在乎这种外界的身份。这些身外的都是浮云，企业家、文人、董事长、文联主席、作协主席都是身外之物。

时代人物：您的文学作品最想传递的思想是什么？

张贤亮：我早期作品处于的那个年代，是一个很荒诞的年代，所以所有我的作品，我认为都有很多对过去的历史记忆与当下现实地深切思考。

很多年轻人淡忘了我们今天改革开放以后所得到的成果，他们都不太珍惜，那么我们中国经历到这一步是花了非常大的代价的，饿死的人相当于一个抗日战争，甚至比一个抗日战争还多些，整个抗日战争中国死亡1700万，可中国在1958年到1961年，这三年当中，饿死的人数大概超过抗日战争所牺牲的数目。我的《菩提树》里面写到，而且中间经过“文革”，三个运动，一个反右，整个把知识分子的智慧消弱了，消弱殆尽了，一个低标准使中国少出生了三千万到四千万人，那个时候可以说整个中国是路有饿殍，就是倒下，死者相枕于路，路上可以看到死人不断地倒下去。

时代人物：您认为，在您的作品里，最珍贵的东西是什么？当下的文学作品最缺的又是什么？

张贤亮：文革对中国所造成的损失是不可估量的，我认为，只有把那个历史真正的告诉大家，大家才能够真正明白。这样，大家才能珍惜现在所获得的自由和获得的生活，即使是现在的房奴也罢，房奴你毕竟还有个房子，你还有你的私有财产，了解了那些真实的历史，才能珍惜现在生活的来之不易，我们在改革开放中有些老百姓有了些困惑以及不理解，现在还有很多老百姓希望回到过去，说过去多好，大家一律平等，其实这些都是跟老百姓不知道以前的生活有关。所以我的文学作品，秉承的就是真实，因为真实是文学的生命，我们现在有很多文学作品，虽然写的很华丽，也受到读者的喜欢，但他缺乏一个真诚。是没有长久生命力的。

时代人物：您封笔很多年后，在2009年突然出版了难得的新作《一亿六》。而且是在做过一次白内障手术后的恢复期中坚持写完得，这部作品在您看来，有什么特殊的寓意在里面？

张贤亮：我现在就是这样，眼睛有时还是会疼的。长期写作还是会有影响的。2009年出的《一亿六》，离现在也就是3年时间，那时我已经73岁了，73岁的老人能用40天时间写出一本20多万字的小说，确实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当然现在有人说《一亿六》是低俗的小说，可是任何人不能不承认《一亿六》是真实的，它是今天社会的一种怪现象的输出。比如写到一个主人公不爱上学，从来不上学，没有被被污染，没被这个体制污染，所以他还保持一份纯真。说到底，在我心里，这个作品其实是中国社会的一种寓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