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忠实《白鹿原》后欲封笔 曾要求导演删情欲戏

2012年03月08日 08:45
来源：时代周报 作者：梁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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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鹿原》之后，陈忠实再未写过长篇小说。

本报记者梁为

2011年8月，西安制片厂某放映厅里，秘密播放了经过初剪、长达210分钟的电影《白鹿原》。这是名副其实的首播，只有人物对话，没有配乐，观众不超过10人，导演王全安、原著作者陈忠实均在其中。看完电影，陈忠实说：“超出我的想象了，作品的主要思想和精神都表现出来了。”平淡的用词，让剧组长松一口气。

《白鹿原》是陈忠实写作生涯中唯一的一部长篇，是他的生命。

1988年清明节，陈忠实离开西安的家人，独自回到位于白鹿原的陕西市西蒋村，动笔写作《白鹿原》。他住在灞河边的破房子里，每天晚上，在用完了的墨水瓶里倒上煤油，就是煤油灯；小圆桌瘸了一只腿，用麻绳捆好，就是写字台。4年后，陈忠实写成《白鹿原》。最后一个句号，画在冬天的下午，他说自己“内心一片空白，感觉没有了依靠”。他顺着灞河往上走，没有人。他走上一道河堤，蹲着抽烟，抽完后仍然不想回家。他接着点燃一根烟，抬头看到河堤尾部一片茂密的枯茅在风中轻摆，特别凄凉。陈忠实走过去，点燃了茅草，这场大火把村里人都惊来了。

无论如何，陈忠实知道自己有了一部能在死后垫棺作枕的书。在《白鹿原》里，陈忠实沉静观照了已经过去的半个世纪，在动荡的历史进程中书写了各色人物的命运，这些人或倔强或孤傲，或清明或阴险，或善良或残暴，却都拥有强硬的生存观，他们先后经历大清覆国、军阀混战、白色恐怖、日军侵略、国共内战，个人生命如蝼蚁，颠沛流离中，传统信念一点点崩塌，最终展现出一场巨大、深刻的时代悲剧。陈忠实说：“我不是陕西人的骄傲，他们才是，是他们的生活生存，创造了陕西黄土地上独有的一种文化形态，几千年沿袭到今天，我只是受这种文化熏陶哺育的一代人中的一个个体。希望《白鹿原》这本书能让人有更深的感受，能从中明白我们民族是从怎样的过去走到今天的。”

写完《白鹿原》，陈忠实回到西安，内心忐忑，他知道他写下了什么。1992年春，看到邓小平南巡的消息，陈忠实才把书稿拿出来，交给了两位从北京来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

二十天后，他就收到了回信。看完信后，陈忠实大叫一声—那两位编辑在回去的火车上就把书稿看完了，回到北京后，立刻写来回信。意料之中的，《白鹿原》出版后，因“意识形态倾向与情欲方面的大胆描述”引起了巨大争论。采访中，陈忠实回忆：“当时，针对《白鹿原》有一个内部处理：不准搞影视，不准批评，不准说好或者不好。但留了一条活路，允许继续印刷。”

1997年，《白鹿原》入选茅盾文学奖。初评时，《白鹿原》全票通过；中评时，因“意识形态上存在问题”，应者寥寥。戏剧性的是，1997年11月，“忽然从北京来了一位专门小组的负责人陈涌，他站出来仗义执言，说《白鹿原》不存在着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白鹿原》获得了次年的茅盾文学奖。

截至2006年12月，《白鹿原》累计销量160万册，陈忠实以455万元的版税收入占得“第一届中国作家富豪榜”第13位。但是，这一切似乎与他无关。他始终安静地偏居一隅，没有推出新作品，鲜少在媒体上露面。他常常回到西蒋村，他叫得出在村里遇到的乡人姓名。

2010年，电影《白鹿原》开拍；2012年，《白鹿原》参加第62届柏林电影节—陈忠实重新出现在公众视野中。

“王全安做得不错”

时代周报：写完《白鹿原》时，你曾十分担心它的命运，你担心什么？

陈忠实：担心有两层意思：一个是如果我的作品不够发表水平，那是我个人的能力问题，不能怨天尤人；同时也担心的是，如果因为文艺管理还不够开放，受到制约和限制，那就只能等将来了。所以我并不急于拿出发表，而是在修改，在等待，忽然有一天我听到了邓小平同志南巡的报告，就非常激动，甚至难以言表，同时决定将作品送给出版社。我们国家不单经济建设要胆子更大一点，文艺创作也要胆子更大一点。

时代周报：当你听说《白鹿原》将被拍成电影，并且最后确定由王全安做导演时，你担心吗？

陈忠实：作为任何一个作者，对他的作品改编成其他艺术形式，既希望它弄好，也担心它弄得不好。但我相信王全安会做好，因为得知他做导演时，我专门看了他的两部电影，《惊蛰》与《图雅的婚事》，觉得非常好。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有艺术追求的导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