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上海老歌中的文化精神 方琼教授专访

2011年11月08日 10:48
来源：北京晨报 作者：陈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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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学角度看，许多老歌的词咬文嚼字，非常优美，将人间的真善美发挥到极致，对父母、山河与爱人的情感，有特别真诚的表达。”

“今天许多音乐剧、歌舞等，失去了立足点，从文学到音乐，找不到属于自己文化的东西。而流行歌曲则无病呻吟，没有生命力。”

“对于人来说，让你坚持下去的最终是精神，就像《简·爱》中说的那样，每个人可能都是丑小鸭，但你的精神是独立的。”

方琼教授专访

1928年，黎锦晖率中华歌舞团赴南洋演出，因经费不足，滞留在新加坡。为筹措回国资金，他赶写了《爱情歌曲一百首》寄回上海，得到稿费后才得以返回。没想到，从此打开了中国音乐史上的一段传奇，上海老歌从此跃上历史舞台。

从贺绿汀、黎锦光、陈歌辛、姚敏、陈蝶衣、聂耳等到周璇、姚莉、吴莺音、周小燕，上海老歌精彩迭起，赢得世界尊重，《月亮代表我的心》、《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玫瑰玫瑰我爱你》先后被美国歌手翻唱，《玫瑰玫瑰我爱你》一度高居美国流行音乐排行榜前列。遗憾的是，以后的几十年，中国流行音乐再没达到这样的高度，相反，我们成了“口水歌”的泛滥之所。

永难忘却《南屏晚钟》、《渔光曲》、《何日君再来》、《天涯歌女》的深情与纯粹，上海老歌涵养的这段文化精神，还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提供了直接的营养。然而，上世纪80年代国门渐开，上海老歌卷土重来，绝大多数国人却误认为它们是港台歌曲。

文化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的传承，一旦血脉中断，它将无所寄托。然而，对于一个心灵充满敏感的伟大民族来说，当文化的光荣渐行渐远，她的骄傲将怎样延续？而我们，又有何颜面去面对前贤与后人？

现代化的喧嚣以及我们的精神裸体，再没有那份优雅与自尊，再没有那份激情与真诚，这，真的是我们曾寄予无限期望的未来吗？

感动于方琼教授的坚持，为了上海老歌，这些年来她在不懈地努力着，这努力正一点点修复着我们的集体记忆，没有昨天的民族注定没有明天，每一次对上海老歌的追寻，都在拓展着我们共同的未来之路。

遭遇上海老歌之美

北京晨报：上海老歌一度被认为是靡靡之音，您为什么会喜欢上它了呢？

方琼：那还是我很小的时候，听大人唱《天涯歌女》、《南屏晚钟》、《香格里拉》等，知道了上海老歌，那时绝大多数上海老歌是不能唱的，必须作曲家足够“红”才行。在上海音乐学院上学时，贺绿汀先生出专辑，想把自己的老歌搞个钢琴伴奏版，便让我来唱《天涯歌女》等，贺老是湖南人，我也是湖南人，这次经历，让我有幸深入了解了上海老歌。

北京晨报：深入了解指的是什么？

方琼：刚开始，我也在模仿邓丽君的唱法，非常修饰与华丽，用腔特别多，加了很多“花儿”，贺老听后很不满意，说我压根就不是这么写的，他一遍遍让我听周旋的原唱，周旋的处理很淡，贺老说，这个歌表现的是十五六岁的卖花姑娘对生活沧桑的感受，你这么唱，就给她穿上了华丽的衣裳，涂上了口红。那时录音设备和今天没法比，必须一遍到位，贺老要求很严，总说音不准，要求重来，后来乐队都烦了，大家私下叨咕，说是他的助听器不准吧。这次经历让我懂得了，在阐释作品时，要尽可能尊重原著。后来教美声时，我常和学生开玩笑，说你这么唱，小心作曲家从坟墓里爬出来找你算账。

陈蝶衣让我唱老歌

北京晨报：您曾是“青歌赛”民族唱法的冠军，是如何唱起上海老歌的呢？

方琼：2000年时，蔡琴举办上海老歌演唱会，她是女中音，有的歌唱不了，需要有人配合，我的老师就推荐了我，那时我正在美国留学，学意大利美声，匆匆赶了回来，通俗音乐与美声的通道不一样，弯儿很不好拐，所以听了很多资料，最后唱了10多首。听说是唱上海老歌，观众非常欢迎，票提前两个月就卖光了。用今天的眼光看，我那时唱得并不好，我发现蔡琴唱老歌就像在说话一样，而我那时比较技术化，有点拿腔拿调。在这次演唱会上，我见到了《南屏晚钟》、《情人的眼泪》、《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的词作者陈蝶衣先生，当年他已经90多岁了。

北京晨报：这是您走向上海老歌的转折点？

方琼：是的，陈先生劝我唱老歌。香港著名导演吴思远也说我适合唱老歌，认为我身上有老上海婉约的气质。他说，唱时代曲的歌手已经很多了，也不缺你这一个，上海老歌有几千首，够你唱的。我想也是，大陆歌手很少关注上海老歌，港台反而有蔡琴、费玉清等。

老歌蕴含着文化精神

北京晨报：上海老歌都是几十年前的东西，为什么到今天还有这么大的魅力？

方琼：因为它蕴含着我们民族的文化精神。从文学角度看，许多老歌的词咬文嚼字，非常优美，将人间的真善美发挥到极致，对父母、山河与爱人的情感，有特别真诚的表达。从音乐角度看，它也达到了相当的高度，比如《雨濛濛》，我曾经请赵季平老师听，赵老师也对它的技术水准赞不绝口。上海老歌一是受传统影响，上海当时在文学上有“鸳鸯蝴蝶派”，一是受外来文化影响。有的歌看上去很婉约，其实含义深远。比如《不变的心》，似乎是爱情歌曲，其实它写于抗战期间，表达了沦陷区人民对祖国的忠诚与挚爱，因为在日寇铁蹄之下，文人也没法拿起武器去对抗，只好用这种方式来倾诉，其中的文化底蕴非常丰厚。我生活在上海，总想挖属于上海音乐自己的东西，但20多年了，除了上海老歌，确实找不到其他的，青浦民歌也基本失传了。

北京晨报：可今天很多音乐作品，似乎已没有这种文化精神。

方琼：确实如此。今天许多音乐剧、歌舞等，失去了立足点，从文学到音乐，找不到属于自己文化的东西。而许多流行歌曲则无病呻吟，没有生命力。这是一个浮躁的时代，也是个特殊的时代。

“老克拉”们的天空

北京晨报：为什么上海老歌反而能找到自己的文化精神呢？

方琼：这与那一代人有关，他们身上有真正的文化气息和深入骨髓的优雅。比如上海音乐学院一位留洋归来的老教授，即使是在“文革”期间，每天也是一杯咖啡，两块饼干，依然保持着下午茶的习惯，在任何时候，他都是那么温文尔雅、从容不迫。像周小燕老师，已经95岁了，出门还会穿高跟鞋，手里总拿着一个小包，里面放着小镜子，随时补妆。每次接受采访时，都问应该穿什么，有时我去看她，她正戴着满头的卷发器。他们这一代人活在精致的生活中，不会像现代人那样慌乱，把自己搞得一团糟。这种“老克拉”的味道，现在很难找到了。

北京晨报：为什么很难找到了？

方琼：在“文革”中，他们受到了很大冲击，贺绿汀、周小燕都曾被批斗，造反派让他们下跪，点什么歌现场就要唱什么，有的人被剃了阴阳头，唱歌的人活在自己的精神世界中，他们忍受不了不美的东西，许多夫妻化好妆后自杀了，至少在死的时候，他们是庄严的。文化需要熏陶，没有这个氛围，就不容易传承。对于学音乐的人来说，能唱歌是最大的幸福，“文革”刚结束，周小燕老师下放回来，拉上窗帘，在黑暗中教学生《我的太阳》，对于那一代人来说，他们心中对美的热爱永远不会泯灭。

房子曾是最大梦想

北京晨报：对于今天的年轻人来说，他们面对着很大的竞争压力，这让心灵失去了感受美的空间，他们该何去何从？

方琼：我刚毕业时，帮老师装修新房，跪在地板上擦地，那不过是个60多平米的房子，我对老师说，我这辈子最大的目标就是有朝一日，能有这样一间属于自己的房子。幸运的是，这些年来，我没放弃过自己的追求，有没有房子，我都在努力，所以在得到时，才能不患得患失。物质确实重要，可如果不是你努力得来的，你的文化底蕴不足以应对，那么你就会张狂，不知道自己是谁了。我31岁才参加青歌赛，拿了冠军，可这不等于31岁之前都白活了，对于人来说，让你坚持下去的最终是精神，就像《简·爱》中说的那样，每个人可能都是丑小鸭，但你的精神是独立的。

北京晨报：本月15日，您的“2011海上寻梦”上海老歌演唱会将在北京举办，为这个演唱会，付出了这么多，您觉得值得吗？

方琼：每个人都不一样，我办演唱会从没得到过一分钱赞助，也没赚过钱，所以没请过领导，都是喜欢的人来看，大家有共鸣就好，如果说实际意义，就是圈内人能互相讨论一下，我想，存在即合理，只要做，就一定会有意义，也许今天不能直接感觉到，但慢慢地，人们会体会出来。

陈辉/文

方琼

当今中国有影响力的歌唱家和声乐教育家。1996年荣获第七届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民族唱法专业组冠军，2001年起任上海音乐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声乐系民族声乐教研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