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张艺谋《大红灯笼高高挂》捏造伪民俗

2011年10月29日 11:06
来源：中国艺术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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侠：世界影坛的中国镜像

怡梦：香港和内地武侠电影中的“侠”有何不同？

梁振华：不管内地还是香港，侠文化都是一样的，侠有很多不同的含义和层次，司马迁《史记·游侠列传》中有一个定义：“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这种侠义情怀和行为，重然诺、轻生死、舍生取义，任何时代都是我们在繁琐现实生活当中的一种理想，我们希望有扶危济困、杀富济贫的人能除尽人间奸恶，舒张心中惩恶扬善的理想。香港武侠表现得好，其侠文化很大程度上源自武侠小说，绝大部分武侠片是改编自武侠小说，香港的人文环境没有对侠文化进行意识形态层面的排斥，没有认为“侠”是一种不宜流传的文化形态。内地曾一度把侠视为匪贼，不鼓励侠的行为方式，因为所谓行侠仗义是“不轨于正义”，侠的行为方式是离经叛道的，而这种离经叛道是受压制的。港台的侠文化没有扭曲，仍保留了侠的本意，我们疏远了这么久的侠文化，对侠的理解和表现一时半会儿达不到那个高度，因为对于侠文化我们太隔膜，而且我们中国已经很久没有侠了（笑）。

怡梦：在弘扬侠文化的语境下，《东邪西毒》这类影片对侠文化的阐释是否可取？

梁振华：王家卫的《东邪西毒》是导演的个案，他改编这样的电影不是为了传达侠文化，他是以后现代的方式来构建自己心目中的江湖世界，不是以传达侠文化为主导。任何一个导演都有自己的创作方法和习惯，王家卫的所有电影都是后现代的拼盘，这个拼盘传达的是世界的无意义与迷茫，从无意义当中寻找意义，结果还是无意义。他在蒙太奇中营造了一个梦幻世界，重在情绪表达，不是以展现侠文化为宗旨，这与导演个性相关联，不是每个导演都要弘扬侠文化的，他只是从《射雕英雄传》里获得某种灵感而已。但是徐克的《东方不败》《魔教教主》确实是从《笑傲江湖》《倚天屠龙记》中抽取了一个断面来承载侠的情怀。徐克是建构，王家卫是解构。王家卫认为没有侠，《东邪西毒》里每个人都支离破碎，没有固定的思想，都在迷茫中，像木偶一样在人间飘荡着。

怡梦：有人说武侠电影是唯一能在世界范围产生影响的中国电影类型，这种一枝独秀的现状何时能打破？

梁振华：中国文艺片在世界的地位还是很高的，但是作为商业片，短时间之内现状很难改变，除了这种类型，我们还能提供给世界大众什么类型？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中国有好的文艺片导演，但缺乏好的商业导演。讲述中国故事能符合全世界消费的诉求，立足本土，兼顾海外，这需要全中国导演共同探索。

打造有品位的商业电影

怡梦：外国电影对中国元素的阐释与中国人自己的演绎有何不同？

梁振华：外国用中国元素比中国人自己用更地道，也许是当局者迷。国外的创作观念、创作方式能把一个国家的文化精髓通过那么好的情节、故事、人物穿插进去，中国人的叙事方式却那么捉襟见肘，自己的故事都讲不明白，而且很容易偏离，讲成了一个外国故事。《功夫熊猫》里渗透的都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很细微的东西，难以意会，但创作者真的把它言传出来了，这是一个表达技巧的问题，中国电影第一是要有意识，意识到我们的文化具有可挖掘的东西，第二是要有能力，这还需要在市场中去洗礼和磨练。

怡梦：我们一直觉得外国对中国传统文化有误读，认为外国人就喜欢看中国影片中落后封建的样子，他们今天拍出了《功夫熊猫》这样的影片，这种误读仍然存在吗？

梁振华：创作者没有误读，不代表老百姓不会误读。创作者非常诚恳地创作一个作品来承载中国文化，所以他对中国文化进行了系统的研读。但任何外国人对中国文化误读不误读，取决于你给他看什么，你拍出来的是真正有中国传统文化神韵的作品，他怎么可能误读，你拍给他看的是《英雄》，他当然会误读。是否误读，取决于我们的媒介呈现给他的内涵，如果有误读，责任全部在我们自己。李安的作品是中国导演应该学习的，像《推手》《喜宴》《卧虎藏龙》等影片，凭借中国传统文化底蕴走遍世界，获得了广泛的认可。

怡梦：中国元素在中国电影发展中的价值与意义何在？

梁振华：在今天这样一个全球化的时代，电影作为显学，一个为大众所广泛认可的艺术门类，我们有责任通过这个媒介承载中国传统文化，传播中国传统文化是电影应尽的义务。电影应该不仅能讲述历史，而且对当代中国人的生存状态、情感思想有所传达，以帮助世界更好地理解今天的中国。凭空捏造一个古代故事，不会比古人更精彩。面对几千年的积淀，我们应该虚心一点，谦虚地在历史涵养中寻找题材、寻找灵感、从中汲取养分，会有很多既符合市场诉求同时也能达到某种形而上的哲学意味的素材，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很多故事是既有品位又有商业化的可能的，中国历史供给我们这么多营养，任何电影创作者都有义务，耐心、诚恳、善意地去挖掘它们。

采访手记

电影语言因跳跃灵动的表意方式而一度被誉为诗的近邻，而诗作为永远指向诗人内心、对话人类灵魂的语言艺术，天然远离并拒斥大众化的可能，当电影这个过于外向的邻家表妹不断扩张其掌控的世界，并被冠以“商业”的前缀，她仿佛就与诗决然地斩断了血缘。“商业”之于“电影”一度如厚厚的脂粉，在装扮她以严妆的同时，也成为对电影本身不动声色的贬低与反讽。“艺术价值不能以金钱衡量”这一普遍认知，似乎令“商业电影”一词天生带有艺术价值的批判甚至否定色彩，接踵而至的问题是，电影的艺术价值该以什么来衡量？将一部影片分别置于产业领域与研究者视野下，梁振华在接受访谈时一分为二的论述令笔者的纠结得以释怀，不因其所获市场利润而过高估量其艺术价值，更不因其拥有商业之名而轻视创作者的艺术诉求，这恐怕是对待一部商业电影最公正的态度。而不久的将来——在梁振华的预言中——商业与艺术的歧路必然走向同一，因为“商业”（commercial）一词早已隐含着“共同的”（com-）可能性，一部理想的商业电影必然同时具备为制作者赢得利润与令观赏者获得审美享受的能力，甚至，商业电影对艺术性的探寻之旅更为严苛，而市场与研究者对其评价也绝不会永远是判然有别的结论。达成这种“共同的”可能性的关键在于创作者的选材和发掘，千百年来存在于历史与民间的传统，历经时间的淘洗拣炼，已具备久远的接受基础和深广的普适价值。而把艺术价值转换为投入再创作的源泉，便是电影产业之功。对于创作者来说，唯“艺”是图，才是商业电影走向世界市场的正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