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晓声：今天的问题再多 都不能跟文革相提并论

2011年09月16日 07:20
来源：国际先驱导报

字号:T|T

0人参与0条评论打印转发

没有谁能对我构成压力

Q：您还愿意聊聊一句话风波吗？

A：我不上网，也没有微博，这件事还是朋友们告诉我的。当时是搜狐的一个读书会，当时我是嘉宾之一，我的原话是：我们都曾记得，80年代初我们花了很大的力气，把一尊神像从神坛上请了下来，结束了一个神化的时代。现在我感觉到又有一种思潮，似乎要重新把这尊神送回到原来的神坛上。如果十年之后的中国真的再回到当初那个样子的话，那我要么移民，要么自杀。

后来，传话的人改了我的原话，把“回到从前那样”改成了“还是现在这样”，这就变成了截然相反的意思了。他们说你为什么要这么认真？我当然要认真了，因为这关乎到我对整个中国的看法。

Q：有人觉得您害怕了。

A：他们想说上层操纵，我害怕了。难道他们认为我在说谎吗？我甚至觉得这件事情恐怕不像我之前认为的，仅仅是一种错误或是笔误，而是有一种“被笔误”的感觉。我之所以站出来，是因为这段话关系到我对当下中国的基本态度：今天我们存在的问题再多，都不能跟文革的十年相提并论。

Q：那是不是真的有一些压力？

A：没有任何人给我压力，也没有什么人能对我构成压力。这句话关乎到一个作家对中国的一个最根本的思想观念的问题，我看重的是这个方面，我的全部文字关注的是这个问题。我们现在的社会是一个问题多多的社会，不过还有救；但是80年代以前，不能找出任何一种救中国的方法和依据。

Q：这件事情可能也凸显了您在网络时代的一种被动的局面。

A：我觉得这件事情反映了人与人关系中很重要的一些形态。这件“小事”检验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无论他们在网上把我营造成懦弱抑或是其他的形象，都让它见鬼去吧，我不怕这个。我提过的意见，他们提过吗？我进行过的一些批评和批判，他们做了吗？但是无论我对现实做了何种批判，都不意味着我认为80年代以前的中国反而更好。

我曾经还写过一段话，但因为觉得太过于严厉，没有发出来。我写的是：如果我的学生卷入今天的极左思潮，我将和他结束师生关系；如果是我的朋友，我将与他结束我们之间的友谊；如果是同事的话，老死不相往来；如果是爱人的话，我将收回我之所爱。我不能忍受的是，经历过那段时期的人说出“还不如回到那个时代”这种话。

Q：您如此痛恨极左思潮，可能会被人看成极右的一份子吧？

A：我不觉得。如果说从前的我对中国是悲观的话，今天的我对中国是乐观的。我们一方面看到网络上这种郁闷和愤懑在增长，而在这种增长的过程中，我们也看到了理性的声音也得到了成长。以前我们叫“老百姓”，现在我们是具有公民意识的“公民”，这都是进步。这种公民意识迫使各级政府改变从前的思维方式，从不情愿的顺应到习惯性的适应，这两个状态在对冲中不是相互消减的，而是共同上升的。

对今天不满，就去改造它

Q：您说自己最悲观的时候是80年代以前？

A：上世纪80年代以前是极度悲观的，粉碎“四人帮”如果晚两年的话，我估计也会撑不下去的。

Q：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从以前那种悲观的情绪中走出来的？

A：在网络产生之后，我才渐渐乐观起来。准确地说，是从2000年以后。我不用上网，看电视就能知道网络的力量。很多电视新闻节目都会引用网络上的东西，我虽然对很多网上的东西不感兴趣，但是我非常肯定它的力量。

Q：有一点很令人困惑，就是很多人在文革中是一副面孔，但文革一结束就能立刻切换到另外一幅面孔去。

A：这个问题很深刻。《巴黎圣母院》中描绘了这样一个场景：当敲钟人伽西莫多在广场上被鞭笞的时候，是跟他同样最底层的那些人在围观，在欢呼。看客不只在鲁迅的笔下存活，在雨果笔下的巴黎也是这样，这是共通的。这个甚至是人类的现象，只不过有些国家的公民从这种现象中上升出来，有些国家的公民还没有从这种现象中上升出来。

……任何事情都要用最基本的人性常识去判断，现代社会最可怕的观点是“反正没发生在我身上”。你们说从前很不好，但是没有发生在我身上；你们说今天比以前进步了，但是我觉得今天不好。如果一个人是这样的话，这个国家该怎么办。现在的这种回潮似乎越来越强势。

Q：文革回潮的一个现实背景是人们对现状的不满。

A：对现在不满就想回到过去的话，那就是二百五，过去难道不比现在更苦吗？对今天不满的话，就去改造今天，而不能是回到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