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天波

湖南永顺老司城遗址号称中国的马丘比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刘庆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李世愉等一批国内著名的专家学者对老司城遗址给予了高度评价。记者在采访中也亲身感受到，这座千年土司王城确有王者归来之势，仿佛一觉醒来就要给世界一个惊喜。

在被老司城遗址所震撼的同时，记者不禁对它的未来产生了关注。在永顺县老司城遗址保护与利用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的土家族吊脚楼前，记者看到上面悬挂着数条横幅：“建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保护千年土司王城 展示世界文化景观遗产”等等。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老司城遗址已被列入全国第一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立项名单（全国仅有23个）。永顺县委也列出了时间表。他们表示，要在2012年前将老司城遗址成功申报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在2013年至2015年成功申报为世界文化遗产。

目前，我国拥有世界遗产40处，数量排名全球第三。据建设部统计，现有35个项目正式备选“申遗”，各地跃跃欲试提出“申遗”的，已经排队到下个世纪。“申遗”，已经成为一个引起社会各界关注的话题。2010年，湖南新宁县作为省级贫困县，为牵头“中国丹霞”地貌申遗花掉了4亿多元，引发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早在2007年成功申报“中国南方喀斯特”世界自然遗产的贵州省荔波县就曾因“申遗”欠下两亿多元的债务。

有专家分析认为，目前中国的“申遗热”有两个误区，一是把“申遗”等同于“摇钱树”，二是误以为所有的世界遗产都是先进文化。实际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设立的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基金主要是为了救助那些本国没有能力进行保护的濒危世界文化遗产。换句话说，“申遗”并不是一个国家保护自己民族文化遗产的治本之法。

老司城遗址所在的永顺县是湘西唯一的国家级贫困县，老司城遗址的“申遗”准备难免让记者产生了几多忧虑。资料显示，敦煌莫高窟“申遗”成功后，游客数量猛增，由此带来的二氧化碳排放过多和文物见光过度，使许多壁画出现变色剥落现象。“申遗”成功的短短几十年间，莫高窟遭受的人为损坏超过了过去千余年的自然侵蚀。类似的教训，老司城能否避免？

从国外的经验来看，由于花费巨大，欧美等不少国家早已不再热衷于“申遗”。而更多的国家则在保护遗产和旅游开发两方面寻找平衡。如西班牙就设立了门票预售系统，控制客流量，减轻对文化遗产的破坏。日本政府为保持富士山的生态环境，公路只修到海拔2000米；在不适合登山的季节，2000米以上连台阶也不开放。

国内也不乏在文化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找到平衡点的范例。记者在“中国画里的乡村”徽州古村落宏村采访时，黄山市黟县县政府外宣办主任，时任宏村镇长的李洪告诉记者，保持徽州古村落的原生态是宏村“申遗”及获得良好发展的秘诀。对徽州文化颇有研究、时任黄山市市长的李宏鸣也告诉记者，“申遗”的最终目的还是保护。他说：“如何平衡经济发展与文化保护之间的关系。这就考验一个官员的政绩观和当政者的智慧。”令记者欣慰的是，在采访中，湖南当地的一位学者已经指出：“黄山的徽州古村落保护得很好，它的‘申遗’经验和保护经验对老司城都非常具有借鉴意义。”

放眼未来，我们希望正在考古发掘的老司城最终能够“申遗”成功。毕竟发展旅游经济、改善民生，对于一个国家级贫困县而言，既是迫切需要，也是义不容辞的责任。但关键是如何用当地人的智慧实现文化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双赢。真正做到吉首大学中国土司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成臻铭所说的，“坚持对土司文化遗产进行保护性开发，培育土司文化产业，拉动地方经济，给地方民众带来经济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