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曹操墓真伪的争论，在历时8个多月后，依然没有定论。对这场旷日持久讨论的关注，恰恰是因为它可以成为我们观察当下中国社会的一个重要标本。

如今，这场争论仍在继续。一边是有人不断拿出各种证据：9月18日，120名专家学者在河南安阳举行了“曹操高陵考古发现专家座谈会”，初步达成了一个共识：西高穴2号大墓应该是曹操墓。

一边是有人锲而不舍的反驳质疑：8月21日，23名专家学者在江苏苏州发起“三国文化全国高层论坛”，并一致认为：安阳“曹操墓”在发现和发掘过程中，存在人为策划、蓄意造假的行为。

局部“共识”的背后，是巨大的分歧质疑，乃至“派别”对立。在这场争论中，“挺曹派”和“反曹派” 各方，都不断通过媒体、博客、微博等方式发出各种声音，爆出各种猛料，一场学术争鸣正在演变为道德诚信之争、法律责任之争。

在这一过程中，当有人拿身体乃至生命打赌发誓、有人直言争论背后的利益诉求时，人们不禁感慨：争夺在上升，水平线在下降；利益在升级，获取的手段在降级。

不管是“挺真”或“证伪”，对曹操墓的争论已经成为一个寄托了各方复杂情感的社会公共事件。与曹操墓真伪相比，我们更关注的是，这一事件能否引发我们对其背后一些问题的思考，比如学术公信力的保障、文化与利益的关系、观点争鸣的尺度与风度……

学术判断应有“程序正义”

陈少峰

参与该问题争论的学者们，无论站在什么样的立场，从此都应当远离利益的漩涡，都应当重视建立一个学术判断上的程序制度，由此来破解主观武断和猜疑

过去一段时间以来，各界对曹操墓真伪的争议已经白热化，而且争议的方式和焦点都已经超出了考古鉴定和历史学者解释的学术范围，演变成争议各方相互猜忌、缺乏游戏规则的纷争以及类似于庄子所谓“是非无定”式的“悬案”。

实际上，我们将争论各方的意见归纳起来，还是可以看清两个要点。一方面，所谓的“曹操墓”可能是曹操众多惑冢中的一个，这个惑冢和曹操墓还是两码事。即使确认其与曹操有关，恐怕也只能断定为“曹操惑冢之一”。另一方面，从数量上说，不少考古学者倾向于认为它就是曹操墓，但是也尚未能完全解答其他学者或者民间人士的质疑。同时，对此我们还可以澄清两个问题：所谓的曹操墓是否造假，该问题与学术无关，不能与它是否曹操墓之问题混为一谈，该问题需要有关方面组织专业调查队伍针对举报或者质疑做出客观审慎的调查；因此，目前可以暂时不做出结论性的判断，因为无论是判断主体的选择还是就时间安排的要求来说，程序或者研究方面仍显得不完备或者不完整。

按照我个人的看法，假以时日，经过严谨的科学分析，该问题是可以解决的，总会有一个客观公正的结论。但是，问题在于，目前不仅没有沿着这个方向迈进，甚至呈现了不少值得忧思的问题：为什么一个理应由考古学和历史学的专业学者评判的学术问题，却受到学术独立性的质疑或者遭遇不信任？学术的公信力是否已经不存在？非学术的各种力量的介入和干预明显促进了人们对结论科学性的怀疑，为什么有关机构和个人依然乐此不疲呢？是什么原因妨碍了在此一问题上公正性与信任的建立呢？

首先，本来属于学术的问题，因为各种非学术力量的介入或者学术力量的非正常介入，已经演变成利益问题，包括旅游、学术权力即解释权以及利用此机会个人出风头等等。实际上，旅游方面的利益考虑本来并非不合理的考虑，关键是旅游获利的动机如果太突出，在缺乏严格论证之前地方政府过早介入，以利益凌驾于学术判断之前或者之上，以及当事的有关学者缺乏包容学术批评的态度等等，都会适得其反，造成学术公信力的丧失。

其次，就学术上看，长期以来一些学者职业道德的缺失导致学术公信力的严重下降。是否曹操墓及其是否涉及造假的鉴定，本来是可以通过学术研究和研讨来解决的；学术在此事上的公信力应当取决于科学态度和程序正义。第一，判断者需要学术上的独立性，就是要请独立的第三方、特别是具有专业能力的独立第三方做鉴定和判断，参与考古挖掘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回避。第二，信息应当全面公开，包括要召开论证会，必须请观点对立或者质疑的一方人士参加。第三，必须能够释疑，释疑方面不仅要释专家之疑，而且要释公众之疑，只要疑惑不是恶意的就应当得到回复或者解答。第四，该问题的判断需要一定的时间，包括收集资料、比较证据、听取质疑等。特别是假如该问题还在进展中，就应当等相关部分的考古进展结束或者总体上结束的时候再得出结论。第五，最终的结论应当聘请对历史、考古乃至对曹操有研究的各类权威专家参与细致的讨论和鉴定，对于不同意见也应当如实公布。

再次，从这个事件的演变过程来看，我们知道学术上假如要保障公信力，就要保障审慎、客观、公正(程序)，包括需要一定的时间来分析和做出结论。在研讨曹操墓的真伪时，应当是以学者作为主体的独立判断。但是，我们可以发现，到目前为止的争议主要集中在行政和学术的结合速度太快，得出结论的速度太快，对立的态势发展得太快，由此引发的质疑也难以避免。在此情况下，非学术力量的介入越突出，或者学者与非学者同时介入的程度越深，学术的公信力就越低；大众对此事的信心也就更加不足。

因此，参与该问题争论的学者们，无论站在什么样的立场，都应当远离利益的漩涡，都应当重视建立一个学术判断上的程序制度，由此来破解主观武断和猜疑。同时，关注学术公信力的有关各方，也应当思考怎样以诚信、程序正义和严谨的态度来从事科学研究和科学判断。(作者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在利益面前保持一份淡定

陈杰人

有很多群体，比如政府官员、新闻记者、专家学者，就应该在利益面前表现出一份稳重和淡定，只有这样，这个社会才会随着分工细密而进步

首先要看到，这场旷日持久的争论多少体现了中国观点多元和学术争鸣的进步。从实质上看，曹操墓真伪之争，本来应该是个事实之争和学术之争，焦点应当主要集中在出土文物是否造假、文物所载内容是否符合三国时葬制及当时有关文化规律等两个方面，但让人遗憾的是，两派实际争论的内容远远超出了前述范围，转而变得有些杂乱无章甚至无厘头。

比如，当有人声称握有曹操墓出土文物造假证据的时候，立刻就会有媒体发出声音，称这个人的学历有假、职业不详；当有学者质疑出土文物上的内容有违三国时文化规律时，立刻就有人质疑这个人的“学者”身份；当安阳有关方面拿出证据据理力争曹操墓真实性的时候，立即就有人说安阳方面将在曹操墓开发中获利多少多少，云云。

更加诡异的是，在这场本应为文明而辩的争论中，网络和其他媒体被充分利用起来，论辩参与者在网上肆意谩骂、无端造谣、恶意论证、人肉搜索的现象时有耳闻。

正是因为这场争论日益远离理性、平和与文明，日益变得捉摸不定并陷入规则虚无主义，尽管近一年过去，争论一直未有结果，争执双方既没有说服对方，更没有说服旁观的民众。从某种意义上，这场争论如果继续如此以往，不仅不能解决曹操墓真伪问题，甚至还会伤害到中国现代社会文明谈判的氛围和规则体系，伤及有关文明和文化的秩序与氛围。

首先，这场本应解决文物考古结果真实性的争论，不仅没有达到既定目标，反而让人们产生一种疑惑的感觉——是不是中国过去的很多文物定位都有问题？基于这一疑问，文物考古的科学性与准确性受到了广泛的质疑，文物工作的严肃性与文化教育功能在公众心目中大打折扣。

其次，尽管安阳方面口口声声称对曹操墓的认定与经济利益没有关系，可人们却真切地看到，曹操墓还未定性，当地有关部门就迫不及待地将墓地辟为旅游景点并公布高额的门票价格。如此行为，能不让人以为文物沾染了铜臭，利益替代了科学？

第三，“否定派”对曹操墓非真实性的考究和论辩，本是任何公民都可为之，可偏偏有人却要打着所谓学者的大旗咋呼公众，在自己的身份尚无完全可信度的时候，社会显然也无法相信他的结论。如此行为，既让公众不满，也让学术的权威性受到了伤害。

第四，本应严肃的驳辩，由于掺入了很多违背常识、违背科学和违背善良情感的言行，因而变得八卦无比，如此氛围，让人看笑话。

为什么一件好端端的事情最终落得如此尴尬结局？归根结底还是利益的作祟。在利益的左右下，不管是斯文的还是非斯文的，统统现了原形——

一些地方的文物部门因为和文物发掘的结果挂上了利益之钩，就挖空心思到处刨坟挖土，而罔顾考古工作和文物保护的基本法律原则和技术原则，甚至不惜以不严谨论证的方式来匆匆认定文物；一些学者在维护学术权威这一冠冕堂皇的理由之下，将自己牢牢地绑在了利益链上，他们所说的话貌似学术分析，实则是利益控制人的传声筒和蒙骗公众的工具，学者的学术公信力自然降低；甚至一些媒体，也乐于卷入利益之争，因为它知道，只有卷入了利益，才会有利益的机会，在利益面前，人们当然不能指望它还会说公道说话……

在一个市场经济社会，我们不应该也没有理由否认利益的正当性和人们趋利避害的本能性，但市场经济社会同时也是一个分工细密、职责分明、义务稳定的规则社会，这些分工所形成的职业界别或者人的社会角色定位，决定了他们与牟利性的距离，有些群体，如企业家和职业经理人，其天职就是营利，但还有很多群体，比如政府官员、新闻记者、专家学者，就应该在利益面前表现出一份优雅、淡定和洒脱。只有这样，这个社会才会随着分工细密而进步，只有这样，这个社会才能按部就班正常运转。否则，当所有的群体都一窝蜂似地扑到利益之上，利益就会蒙住人们的双眼，社会也就失去了稳定的规则。(作者为中南大学伦理学博士候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