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和文化界的前辈们，比如沈君山他们，你们在梦想上有没有交集？

龙应台：有。你譬如说，在台湾很受尊敬的余纪忠先生，他是一个典范，他有过一个“中国梦”，而这个“中国梦”，不应该被简化地理解为“让中国崛起、让中国强大”。他们那一代人的“中国梦”，其实是文化的和思想的。他曾经打过赵家楼，参加过抗战，后来在台湾办了一份有启蒙意义的报纸《中国时报》，为台湾的民主化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他这辈人的所作所为，我觉得是承袭着自龚自珍以降中国文人的传统。到台湾后，办报是他实践自己的梦的具体做法。我对他这样的文化前辈当然有着很高的尊敬。但如果你问的是，我是不是跟他们所有的见解都一样？那就不一定了。他们那一代人，跟我对于“中国”这个概念可能就会有不太一样的情感深度以及价值观。“民族主义”可能在他们的价值图谱里会稍微强一点，我们这一代人，比如我自己，可能“民族主义”就不那么重要了，起码不如“民主”这种价值。但是在基本的文化风范、思想，以及最核心的社会责任方面，我觉得是一脉相承的。

南方周末：大家各有各的办法，在实现自己的梦。有人把您比成“女鲁迅”，您认同这种比喻吗？鲁迅对于国民性有很多批判，您也曾经说过，比体制更根本的问题在个人，人民的素质是所有梦想的基础。为了提高这种所谓的人民的素质，您能开出一个什么样的药方？

龙应台：我比鲁迅要温柔点吧？性格也不一样。他当然有他的时代的背景，那样忧患的时代给他很大的压迫感，所以他也比较急切。我对于冷静观察、理解本质的兴趣更高一点。我不太愿意说我能开什么药方，如果一定要说文人对于社会的关系有点像医师开药方，我倒觉得我自己就是一个永远的实习医师，自己在不断的学习中，因此不太敢说自己开药方。

以我自己比较熟悉的台湾社会来说，有一点像剥洋葱一样：开始的时候会以为集权体制就是这个问题的核心所在，没想到你把外面那一层政治体制的问题剥掉了以后，赫然一看里头还有一层，这一层很可能就是行政体系本身的颟顸、贪腐、无效；你把这一层再剥掉以后，又发现里头还有东西，一个社会少了政治控制之后，它变成由商业、由金钱利益来控制；把这层再剥掉以后，你又会发现，从前义正词严的反对党、从前抗议的英雄们，本身变成了可怕的动物。你打倒了一个压迫你的东西之后，马上出现了一个新的需要抵抗的对象。到最后，如果你自己的反省能力够强的话，你会发现：你自己就是那个洋葱的一部分。

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我很不敢说下什么处方，因为往往那个开处方的人本身就是问题的一部分。

南方周末：但必须承认的是，今天的社会氛围非常奇怪，商业文化、消费文化侵蚀着我们的生活，传统的文化存在着断裂。可以说中国的文化是 “前所未有的现实、难以捉摸的未来”。这会不会困扰很多人，包括您自己的梦？

龙应台：有困惑。对一个国家的所谓崛起、社会的兴盛和衰微，我们有一套粗略的价值评判，中国现在崛起的姿态和速度，确实是让全球的人都懵了，怎么是这样的速度、这样的方式，而且带着这么多的悖论？有些事情我看不懂。所以就会有一个困惑：你什么时候该对大是大非做“裁判”？什么时候其实应该保留、继续观察？这种拿捏我觉得其实在考验着所有关心中国以及观察中国的人。

南方周末：其实我也注意到您的这种变化，似乎不是在直接地批判了。您也说到，如果对于事实没有很深刻的了解，不会轻易做出评判。这是不是也是这些悖论对您产生冲击之后的选择呢？

龙应台：对，因为我发现这个悖论非常非常巨大。这个悖论的落差，可能还大于我所认识的譬如说鸦片战争前后的中国、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那个时代，或者说康梁的时代，因为它跟科技的发展、跟全球化急速的变化有关。在台湾成长的知识分子，对于中国其实不太容易说是客观的，因为我们在“万恶的共匪”这个环境里长大。到了“万恶的共匪”这个过程过去之后，又出现了国民党和民进党的对峙，有民进党关于“独立”的一套叙述。两者虽然是不一样的东西，却又有重叠的部分。不管你是哪一边，你总是从那个环境里出来的，又带着和中国文化、文字千丝万缕的关系，所以要客观不是那么容易。对我自己比较大的挑战，是想要看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