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国学

国学要走向世界

记者:您身兼中央文史馆馆长、民盟中央副主席、北大国学院院长、《国学研究》主编等职，平日如何分身心以治之？

袁行霈:作为新中国培养起来的一代学者，我对自己的定位，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老师。但人们对我很厚爱，让我有了一些职务，也取得一些学术研究的成果，我应该再回报人民。教书是我的本业，也是我的天职，如果我不能胜任教书育人的工作，也就不配做这个国学院院长，如果我不能做一个不断取得新的进步的学者，也就不能做中央文史馆馆长。这是我给自己的一个基本定位。三十多年来，我努力的方向就是做学科的交叉，我本来是做文学史的，但是把美术史、音乐史等结合起来，我希望能在学科的交叉上，找到一个新的学科生长点。

记者:不可讳言的是，当今屡闻某些学人或“抄”或“盗”，令人摇头，您认为学界如何才能弊绝风清？靠学人的自律吗？

袁行霈:我们生活中发生过太多的不真实、谎言、假象，所以我一直提倡在治学中要“拒绝赝品”。在曾经那样狂风暴雨的时代，做人、做学问，也要老老实实，如果是为了一个职位或别的东西，而不顾学术良心，很可悲。因为中国历来是道德、学问并重，学问的气象实有赖于个人的修养，为人正直、诚实、刚毅，才能不随波逐流，勇于坚持真理；如果又能虚怀若谷，富有宽容精神，气象自然就不凡了。曾有一位很有影响的学人，搞李白与杜甫的研究时，有些观点是失之偏颇的。比如，李白在生活上比杜甫浪漫多了，但杜甫一句“越女天下白”，他就论证说杜甫如何如何，杜甫说“卷我屋上三重茅”，他就说杜甫都铺了三重茅，等等，这些都显失公平。回想一些前辈学人，他们的学术格局大，视野开阔，治学道路平正通达，具有总揽全局的能力。我们要以他们为镜，做好自己的学术。

记者:作为北大国学院院长，您如何看待已持续数年的“国学热”？您觉得重振国学最有效的途径是什么？赴美国、日本、新加坡等地弘扬国学时，您有哪些强烈感受？

袁行霈:我感觉现在的青年人对国学兴趣很大。我们的国学院只招博士生，他们一毕业，就被外间聘去，对此，很令人欣慰。至于出国去讲国学，我感觉效果非常好，我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做了一年客座教授，那边报纸登过一个整版《京城来的人》，他们由喜欢中国传统文化，进而产生一种文化认同。到日本做学术交流、古典文学、搞人文社科的人会受到一些尊敬与礼遇，当然，这不是因为我个人，他们觉得，是中国人来讲中国的传统文化、文学，这也许跟搞科技、经济的不一样。国学下一步还要加快步伐，走向世界。回顾治学历程，我的能力有限，耽误的时间很多，学问很差。遥望余生，继续努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