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被占领的索邦大学散步，用民族志专家的眼光环视四周。”

1968年5月，风暴来临。人们以为他是萨特的继承者，没想到他站在雷蒙·阿隆这边，他和阿隆在年轻时并不认识，战后才开始接触，“很惭愧，我觉得阿隆身上具有一切我所不具备的。”在他看来，阿隆具有“达到真理的不可或缺的品质”。五月风暴中，他从未受过学生责难。“我在被占领的索邦大学散步，用民族志专家的眼光环视四周。”“我不赞同砍倒树木来构筑街垒（树有生命，应当尊重），我不赞同把公共场所变成垃圾场，那是大家的共同财产，我不赞同把大学建筑物等涂成乱七八糟，我也不赞同研究工作和学校管理因无谓的口水仗陷入瘫痪。”1974年，《世界报》向许多名人提出了一个问题，“知识分子的用处何在？”列维-斯特劳斯回答说，“把精力集中在他所选择的道路上。”

1976年，列维-斯特劳斯曾受邀前往国民议会，为三条关于自由权的法案作证，他起初有点不大情愿，但他还是毅然前往。“真正的自由是长时期习惯的自由……自由是从内部维持的；当人们认为能从外部将之建立起来时，它就已经被破坏了。”列维-斯特劳斯从其所理解的民族学对自由作了一个诠释。

1982年10月1日，列维-斯特劳斯正式退休。照惯例，他被授予法兰西学院名誉教授称号，享有在学院人类学实验室为其专门保留的一间办公室，俯视着图书馆。

列维-斯特劳斯创立结构主义，当被谈起如何评价那个“后结构主义”时，他的回答是，“预感失业在即，一些民族学家便去敲别的学科的大门。他们去哲学、精神分析或文学那里找活干，不顾把后者的学科变成大杂烩的风险；由于找不到一个正面的定义，这大杂烩便被叫作，后结构主义或后现代主义。”

（综合纽约时报、东方早报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