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书了 老师工作量加大了

虽说教师还能使用适量的参考用书，但是孩子们手上没有了一张纸，面对突然增大的备课量，有些老师不免有了怨言。在铜陵刚刚召开的安徽省园长论坛上，不少园长带来了教学一线的声音，不过一位与会者提出了这样的疑问:“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们刚工作那会，哪有什么教材，还不是老师们自己动手做卡片、做教具，不也照样能教得好吗？我们现在只是回归了。”

这的确是一种回归，回归的不仅仅是一种形式，也是一种精神。

提起禁书，安徽大学附属幼儿园的袁老师一脸平静。“禁书”之前，她所在的这所幼儿园就不完全依赖教材，老师在备课的时候经常准备补充教具。她认为，教材停用未必是坏事，停用之后，老师的动手能力又恢复了，思维上也有了锻炼。

记者在这家幼儿园目睹了一场角色游戏，在分别挂着“理发店”和“医院”牌子的拐角，放着各种相关的道具，一位老师拿着一个听诊器告诉一个大班孩子它的作用，接下来用一把小锤子演示人体膝盖的条件反射。“这样的教学，难道还非得要使用教材吗？”

安徽师范大学教育系的吴玲教授表示，没有了教材之后，老师的惰性会得到遏制。

不过与惰性作战，每个人都不会觉得轻松。在省直机关第三幼儿园，“85后”的韩老师说，劳动量明显增大了。“一开始有点不适应，可是也过来了，后来想想也没那么可怕。”她所在班级有37个孩子，如果为每个孩子准备一副教具，哪怕仅仅是一幅供填色的图画，也要花掉一个下午的时间。

吴玲教授说:“没有了教材之后，好教师与差教师的差距一目了然。教师的主动性更大了，好教师的作用更明显了。”

没有书了出版社的奶酪被动了

教材销售大战打响之际，这纸禁书令的到来多少有些“不合时宜”，它在客观上触动了多方的利益诉求点，原有的分配格局不免重新洗牌。

安徽少儿出版社负责小学教材的洪主任在电话里告诉记者，教育主管部门有自己“禁书”的理由，但这是敏感时候，她不方便说话。在记者的再三追问下，她只回答:“少儿出版社的教材是2002年秋季进入全省幼儿园的。”但是，有不少幼儿园的园长向记者反映，这次少儿出版社受到的影响很大，因为他们出版的是全省统编教材，曾经占据了幼儿教材市场的大半江山。

“我们的经营模式主要是由经销商来代理，但是目前风声很紧，很多老师不用了，有的家长也跟着不买了，所以销售量还是受到了影响。”安徽教育出版社小学教材编辑部的姚主任说，“不过好在我们的发行主要走市场，市场小了我们就少做一点，所以这次影响还能承受。”

“我们就是这条产业链上的一端，怎能不受波及？”一名经营幼儿图书的经销商说，由于教材实行的是代销，所以卖不掉的书，最终全部退回出版社，因而作为上游的出版社，损失不言而喻。他还告诉记者，今年秋季以来，自己在幼儿教材这块的业务量减少了三分之二。他埋怨说:“作为民营企业，我们没有得到太多的优惠和扶持，但是却要承受政策带来的风险，心理怎么能平衡？”

记者也向安徽省教育厅基教处询问，之前有没有估计到“禁书令”会对出版社方面构成影响。夏业柱副处长的回答很坚决:“影响可能会有，但这是我们行业内部的纠风行动。”他说，教材市场实在太乱，已经到了非治不可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