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刊改革挺进深水区
“刊号怎么处理?”关注文化产业改革的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王君超一获悉《中华新闻报》停刊清算的消息就打电话到清算组询问。
“客观地评价,《中华新闻报》在沟通新闻界信息、刊登新闻理论文章、报道媒体经验和批评新闻界不正之风等方面都曾做过独特的贡献。在版式改革方面,该报也做过不少有益的探索。”王君超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说。
《中华新闻报》曾被誉为“媒体中的媒体,新闻中的新闻”。其自我定位是:立足传媒界、报道传媒界、服务传媒界、开拓界内外。
见证了中华新闻报社由盛到衰的王美认为,《中华新闻报》的停刊,其实是“自收自支、事业编制”模式不适应目前报业发展的结果。“据我了解,很多部委机关办的机关报,体制僵化,思路陈旧,内容死板,几乎没有读者,经营也步履维艰。”
“许多行业类报纸不但不能为主管单位带来利益,反而已成为其累赘。在这样的情况下,让它们倒闭不算是坏事。”原《中华新闻报》的一名编辑说。
《中华新闻报》的倒闭,演绎的是报业市场“优胜劣汰”的法则。
长期致力于新闻体制改革,人称“媒介军师”的喻国明分析称,目前很多报刊都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遵循条块分割的模式存在,但这种配置模式与市场和社会的需求并不对应,刊号资源的配置模式在市场化的冲击下势必会有所改革和调整,“《中华新闻报》的停刊就是报业改革的先声”。
喻国明认为,因为涉及到了报纸的所有制层面,可以说这一次报业改革是近年来最为深刻的一次。喻国明提醒,改革必然会涉及各种利益的博弈,“报业改革中不要有过多的权力因素干涉,要更多地向社会需求和市场化的方向倾斜。”
他说:“某些领域的行业报纸,如果自我改革得当,还是有其生存空间的。”
王君超认为,第一家中央级新闻报纸倒闭后,会不会引起多米诺骨牌效应,甚至出现“纸媒倒闭潮”目前还很难预料。“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市场不相信眼泪’,报业市场优胜劣汰,‘劣币’最终会被‘良币’驱逐。”
新闻出版部门正在完善报刊退出机制
选择以停刊的方式自我了断,《中华新闻报》并不是第一家。
今年3月3日,曾被誉为中国足球新闻报道“国家队”的《中国足球报》,在走过15年的历程,出版了872期报纸后,宣布暂时休刊。这家与中国足球职业联赛同样诞生于1994年的足球专业报纸,终因网络媒体的不断冲击,加上自身的经营不善和投资方的撤资,最终选择了“自我了断”。
同样在3月,创刊30年的《市场报》停刊。这份报纸曾是新闻行业改革的先驱之一,是当年中国仅有的不报道政治新闻,专注于报道消费者生活,第一家刊登征婚广告的报纸。然而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众多财经类报纸后来居上,尤其是一些凭借资本支撑的新锐报纸迅速崛起,没有跟上改革步伐的《市场报》最终停刊。
但公众对《中华新闻报》停刊清算的关注度显然超越了前两者,这源于《中华新闻报》的主管部门是“中国记协”和其“中”字头的身份。
“在中国报业改革逐渐拉开大幕的背景下,可以预见,会有更多的报纸退出历史舞台,但目前仍缺乏详细的退出机制和规范。”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喻国明认为,2005年12月1日开始实施的《报纸出版管理规定》中只提到要确立报纸退出制度,但对报纸要遵循怎样的程序退出却没有详细的规定。
“目前报刊退出还停留在‘一事一议’的状态。”喻国明认为,在决定让报纸退出之前相关主管部门肯定进行了一些筹划,但总体上仍缺乏一个可遵循的规范和程序,“如果有一个规范的程序,报刊退出造成的副作用会更小一些,退出的过程也会更顺畅一些。”
新闻出版总署报刊司负责人在接受人民网采访时提到了三项退出的渠道:其一是休刊制度,《报纸出版管理规定》中明确报纸休刊超过180日仍不能正常出版,期刊休刊超过1年的要撤销出版许可证;其二,建立报纸出版质量评估制度,对报刊出版单位的出版质量进行全面评估,报刊出版质量没有达到标准,或者不能维持出版的,要撤销出版许可证;其三,要通过年度核验制度,未通过年度核验的报刊出版单位,第二年起,就停办报刊。
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在接受总署机关报《中国新闻出版报》采访时称,要“通过评估等级、年检、诚信记录和两个效益的考核,淘汰不合格的新闻出版企事业单位,做到生死由业绩和市场决定。通过市场的方法淘汰长期经营不善、资不抵债的报社、刊社、出版社,解决‘优不胜劣不汰’而造成的出版资源难于集中的问题”。
柳斌杰在此次采访中坦承,要完善新闻出版业的退出机制,使得新闻出版单位要“有生有死”。
9月19日,新闻出版总署新闻报刊司司长王国庆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目前新闻出版总署对退出机制有很多思考,具体的措施还有待实施。”此前,新闻出版总署有关负责人在接受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采访时也确认,目前报刊退出机制正在试点中,将在不久后在全国推开,报刊业将形成竞争有序、有进入许可、有退出标准的一个良性环境。(记者 田国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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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严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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