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当代知识分子

“现在很多学者基本上就是一个庸人,申报一个课题,可能和人生没有关系,但比较容易通过,就可以拿到钱,最后让学生帮忙弄完。”

记者:您把自己每天一半的时间用来阅读,您会阅读中国当代作家的作品吗?

周国平:基本不读。我觉得大部分中国当代作家非常可悲的是,他们不阅读,或者阅读非常有限,尤其对于哲学,所以他们的作品很少能观照到人类的基本问题,大都浮在一种表面上。

我关注到的,史铁生的作品在讨论一些人类的基本问题,比如他有一部长篇小说《务虚笔记》,里面有一个主题就是讨论多向的性趣和专一的爱情能不能两全,最后的结论是不能。

相比较而言,欧洲文学或者俄罗斯文学,他们的作家心里一直装着人类的那些大问题,比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比如黑塞,他们关注人类精神世界,写作的时候也希望解决这些问题,这是中国当代文学的软肋。

但我也一直认为,真正能比较圆满地写出人类困境的作品,仍应该是大部头的小说,比如《红楼梦》,而不是我现在写的哲理散文。但我想,成功驾驭一部小说非常难,我也希望以后可以有能力进行尝试。

记者:如果说中国当代文学有缺陷,现在的哲学写作呢?或者整个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呢?

周国平:现在大学的哲学系充斥大量学院式的写作,每个人定一个研究方向,然后自己找资料,写论文,研究方向和自己人生有没有关系就不管了。这其实就是当代的悲哀。

有人说,中国当代知识分子人文精神失落了,上世纪90年代,就有一场这样的大讨论。但是我说,人文精神早就失落了,现在失落的只不过是地位而已,感慨自身丧失的其实是儒家向往的“为帝王师”的地位。

我认为,中国与西方的知识分子传统不同,中国历来是文人传统,西方是学者的传统。哪怕是“五四”以后,中国的文人传统也没有变,那时的大家都是把学术和自己的人生联系起来,像梁漱溟他们那样。或者是玩学术,他们喜欢这个东西,像胡适、梁启超,他们写的文章、关心的问题,都和人生有关系,像王国维研究《红楼梦》和叔本华,也是和人生结合得非常紧。

而西方是学者传统,追求真知,在知识系统中什么有问题,他要去解决。即便是二战以后,西方哲学传统开始变弱,哲学家们关注的最根本问题也不仅限于个人。他们开始关注社会问题,但是学者的角色还是比较纯粹,比如大哲学家像哈贝马斯,关注的都是社会问题,很纯粹。

对比之下,当代中国,学者传统始终没有建立起来,文人传统现在也没有了。学者们研究的东西和自己生命的联系也没有了,那剩下的就是功利了。现在很多学者基本上就是一个庸人,申报一个课题,可能和人生没有关系,也可能和知识系统没有关系,但比较容易通过,就可以拿到钱,最后让自己的学生帮忙弄完。

记者:现在有一种学者最受瞩目,频频进入大众视野的比如易中天、余秋雨,但是您似乎认为,真正的学者应该与社会保持一定距离,那么如何对社会进程产生作用?

周国平:我认为,智者应该是那样一种知识分子,他们与时代潮流保持着一定距离,始终不渝地思考着人类精神生活的基本问题和走向。我相信,这样的人的存在本身就对社会进程发生有益的作用。

作为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应该是独立的,可以做与社会无关的纯学术研究,做出来的成果实际上是可以发生长远作用的。就像英国自由主义的古典经济学家和哲学家,他们不是直接解决社会问题,但他们奠定了一个坚实的理论基础,间接地奠定了整个西方社会的命脉。但我们缺乏这个,中国的知识分子还没有真正认真地研究中国的现实问题,没有从根本的理论去思考,没有一个特别好的理论产出。

有一年,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美籍华人科学家丁肇中在国内做讲座,当时有听众向他提了一个问题,说丁先生,你现在的研究项目,到底有什么经济效益?丁肇中一下子被问懵了,好一会没说话,然后就说“我不知道”。后来他说,其实科学研究的目的就在于满足好奇心,而不在于名利,这个利也包括所谓的经济效益。

记者:那您如何看待将经典通俗化的学者?比如国学热,以及随之走红的于丹等人。

周国平:其实我并不反对把经典通俗化。但前提是,你要有扎实的功底。我认为《百家讲坛》跟国学没什么关系,《百家讲坛》基本上是迎合大众口味,把中国古籍里的某些东西娱乐化,比如易中天讲《三国》,把好玩的东西拿出来；另外,就是把现实生活中人的一些困惑“心灵鸡汤化”,就像于丹那样。于丹那样讲《论语》,其实可以用来讲任何一部经典。比如人要追求内心的安宁、活得超脱一点等等,可以用来讲许多哲学家的著作,但她并不是在讲哲学。

现在通过强势的媒体,谈论一些古籍和经典著作,起码也会让大众关注到有这些著作,其中有些人可能会去读原著。但总体上,我觉得不会造成真正的国学热,当然,他们也不可能伤害到真正的学术。

本报记者李培实习生潘月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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