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东方周刊》:有一种说法，“作协养了一窝不下蛋的鸡”。

陈崎嵘:我们真的没养多少作家，这是一种误解。在全国所有的作协会员中，专业作家只有200多人，是有“皇粮 ”的，有工资津贴，其中还有一些是担任作协的行政职务的，还有的是作协所属报刊的编辑。

《瞭望东方周刊》:其中包括驻会作家吗？

陈崎嵘:包括一部分驻会作家，还有一部分签约作家。签约作家就是签约后有工资，搞创作，几年后，不签约，也就没有工资了。

200多专业作家，是我们普查过的数字，这个数字还在逐步减少。(因为)我们不再发展驻会作家了，(同时)很多老作家逐渐去世了。

绝大部分作协会员都是业余的，他们有自己工作岗位的收入，加入作协只是一个认证，没有什么经济上的关系。网上说，我们养着几万名作家，没有这回事情。

《瞭望东方周刊》:郑渊洁认为，作协不应该用国家，也就是纳税人的钱。

陈崎嵘:要看这个钱，投入产出的效益如何，如果我们白用了，浪费了，没有任何效益，那样的批评是对的。国家每年给中国作协几千万元，(记者:仅中国作协？)对，不包括地方。这些钱，基本用于扶持文学作品，办文学报刊，组织研讨，中国现代文学馆运行，鲁迅文学院培训作家等，包括组织作家到国外去参观交流，这些工作对文学发展作用是很明显和直接的。国家用几千万元把整个作家队伍组织起来，很好地运转，出好作品，这个投入难道不是很有效益吗？

《瞭望东方周刊》:有人认为国家出钱会滋生腐败，采风变成旅游，吃喝玩乐，住高级宾馆。作品研讨会没有实际价值，互相吹捧，拿红包，变成“红包会”。

陈崎嵘:应该说这些现象一定程度存在，但这不是由作协本身的职能和性质决定的，而是工作作风问题，管理问题。

作家采风，应该从长远来看，不能要求去看了哪个地方，马上就出优秀作品，(可能采风的收获)以后会体现在他的作品里。浮光掠影、走马观花的现象是有的，接待方面，有些地方经济条件比较好，吃住也会好一点。我觉得作家当中，看重享受的还是不多，他们比较看重精神方面。

作品研讨会，确实有不同程度的红包、互相吹捧现象，这不是作协单独的问题，现在科技成果的鉴定、学术成果的评定方面，包括职务、职称的竞争，说好话的，带人情的，比较普遍，这种现象不能不影响到文学批评，文学不是真空。我们坚决反对这种“人情批评”，但是从社会环境方面怎么来改变这个现象，需要大家共同努力。

还有一个原因，作者和出版社的利益捆绑在一起，出版社需要评论说好话，书才好卖，评论家即使说了批评的话，有时在媒体上也发不出来。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好人主义、人情、面子、为尊者讳，这种社会文化也有影响。原因是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