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你的这番描述，对我这个爹，不仅变得相当陌生，而且觉得十分滑稽。

1988年底，父亲去世后，《燎望》杂志刊登过王灵书(他当时是《中国妇女报》的记者)对纪登奎的一篇访问，曾向我核实一些情况，我对《燎望》杂志编辑部和王灵书说:父亲同王灵书的谈话，我不在场，因此无法核实。不过，那篇访问里，有些情况我还听父亲说过，而且也像是他谈话的风格。如果你有兴趣，可以把《燎望》杂志那篇文章找来，比较一下。

师东兵先生，您现在是名人了，看到介绍你的材料，我该比你大几岁吧，在这个世上经的事也稍多一些，这里就给你介绍一件我亲身经历的事吧。

“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是军事院校的学员，也参加“四大”，和地方上的红卫兵一样，东跑西颠的，到处串连。1967年1月，我在海军大院看到一张大字报，看的人很多，我也凑过去看。原来是陈伯达接见群众组织的谈话，有群众的提问，主要是陈伯达的回答，全文一万多字，大字报贴了好几十张。这份大字报，是从北京的大专院校传来的，据说，北京到处转抄，当时十分轰动。这篇“中央文革领导讲话”，令人印象最深刻的，是陈伯达在接见某群众组织时，回答实际上是反驳他们的提问时，当面痛斥他们是“保守派”、“保皇派”！这让当时的“造反派”们看着十分过瘾。

当时，海军大院里两派的斗争十分激烈，支持“李、王、张”的是“造反派”，这一派的情绪狂热、势头日盛，己接近完全胜利，他们对陈伯达如此旗帜鲜明的表态，自然感到非常振奋！他们把这篇从别处来的传单抄成大字报贴在海军大院里，无疑为了给自己这一派壮声势，反映了他们的政治态度。

如今人们的印象，觉得“文革十年”似乎始终就是一个样儿，实际上，那时人们的思想和语言，一会儿一变，有时差几个月甚至几天就不一样。在1967年1月，虽然“造反派”和“保守派”两派的分野和对立的格局，在全国范围己经基本形成，可是，“造反派”和“保守派”这种说法，还只是群众的语言；中央文革的领导人并不这么讲，对“两派”的称呼，他们那时的说法，叫“多数派”和“少数派”。显然，这个用词，是非褒贬的倾向性还不太明显。

当时，我和许多人一样，看到陈伯达痛斥“保守派”、“保皇派”，也觉得很过瘾，可又多少有点诧异。这大概是因为，对“文化革命”，我的思想那时还没怎么进入状态，而且，我是空军的，到海军大院只是看热闹，比较超脱，有点“旁观者”的味道，所以才会有诧异的感觉。

谁知道过了几天，陈伯达出来“辟谣”了，其他中央文革的领导人也讲了，陈伯达根本没有这么个“讲话”！而且，这篇所谓的“陈伯达讲话”，真正的“作者”也被“揪出来”了，原来是北京大学一个学生编造出来的。我当时的感觉，这个北大的学生也不简单呢，编得还挺像的。当这个学生被追问，为什么要干这种事情的时候，他说的话，令人印象深刻，至今我还记得:我想表达我对文革两派的观点，可是我说的话，没有多大社会影响；陈伯达是中央文革组长，他说话影响大，我编造他的讲话，是为了宣传我的观点。

这是我在“文革”中亲见亲闻的一件事。如今，“文革”己经过去三十多年了，可是，中国人在“文革”中表现出来的这种实在不怎么“诚信”的“国民性”，却并没有因为“文化革命被彻底否定”，而随之斩草除根、消声匿迹。我在猜测，师东兵先生，你是否和四十年前那位北大的学生抱有同样的想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