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三巨头”之一：陈寅恪

2012年02月23日 11:08
来源：凤凰卫视 作者：文化大观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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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2010年12月18日《文化大观园》节目实录）

核心提示：他是二十世纪最负盛名的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他青年时游学世界。35岁回国受聘清华时，即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并称清华四大国学大师。隔年，36岁的陈寅恪与梁启超、王国维一起受聘为清华研究院导师，堪称“清华三巨头”。

“抢运学人”计划中的倔老头究竟珍贵在哪？

1948年冬北平

1948年冬，改朝换代的世局气氛弥漫北平。12月15日，一架小飞机冒险在南苑机场降落，集学人、幕僚色彩于一身的北京大学校长胡适匆忙登机，从而拉开了国民党“抢运学人”计划中的序幕。胡适的风头太盛了，以至于回味这段历史，极少人知道，那天与胡适同机离开的，还有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陈寅恪。直到那时，学界外的人才对这个一直以来低调、非主流的学者有了些印象。只是他们不清楚，这个被国民党列为在头批重点“抢运学人”计划中的倔老头究竟珍贵在哪？

珠江边中山大学

这是亚运会前夕，热闹熙攘的中山大学。半个多世纪前，这里还是岭南大学的旧土。1949年元月，那个完全没有俗世声名、与胡适、梁漱溟、冯友兰等家喻户晓的大学者全然不同的倔老头住进了这里。开始了他一生中最后的岁月。那一年，陈寅恪59岁，他既没有随国民党离开，也自此没能北上故土。

记者：胡先生，那个陈寅恪先生住进这个楼大概是哪一年。

嘉宾：1953年。

记者：1953年住进这个楼。他来到岭南大学，首先住的并不是这个楼。

嘉宾：不是。

记者：住的是哪呢？

嘉宾：最初是在西边，后来就搬到这个21号。

记者：然后在这边东南角。

嘉宾：然后在这个地方。

胡守为，原中山大学副校长，陈寅恪弟子，也曾给老师当过短暂的助手。上个世纪中叶，这栋小洋楼，曾是他无数次往来问学之地。

记者：听说陈先生那个眼睛不好，就是为了让他能看清一点路，特意修了这一段散步的白色水泥路，是这样的吗？

嘉宾：对。他那个眼睛，50年代的时候，他还能够分辨光暗。

记者：还能够辨一点光。我读书的时候，他人的高矮他还可以分辨，晴朗、阴天他还能感觉，所以后来修这条路，修白色他还是有反应的，后来就不行了，越来越差，越来越差。

来岭南大学时，陈寅恪已是学界内令人高山仰止的人物。他是二十世纪最负盛名的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他青年时游学世界。35岁回国受聘清华时，即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并称清华四大国学大师。隔年，36岁的陈寅恪与梁启超、王国维一起受聘为清华研究院导师，堪称“清华三巨头”。

记者：陈先生这个人，可能是在整个20世纪，被中国学术界寄予希望最大的一个学者，当时候几乎全体学界的人都认为，我们中国要出一个大学问家，一个大学者，可能就非陈寅恪先生不可了。

嘉宾：确实是，他从他祖父开始，学问方面已经有比较高的修养了，他父亲就是清末明初著名的诗人，成为一个诗派，另外他母系的家庭，也是一个书香世家，所以他读书除了在自己家里面读的书以外，还到他母亲的外家去看书，所以他小时候，读书读很多。

记者：小时候就已经博览群书了。

嘉宾：对。

陈寅恪出身名门，有着令学人羡慕的家世。祖父陈宝箴，是清廷任命的湖南巡抚，是地方督抚中惟一倾向维新变法的实权派风云人物，他曾协助李鸿章创办北洋水师，与曾国藩、谭嗣同、梁启超等人过从甚密。作为清廷的一方大员，祖父陈宝箴的文才韬略对少年寅恪颇有影响。百日维新失败后，开学堂，办报纸，兴实业，勇为天下先的祖父陈宝箴被清廷革职，永不叙用。彼时，8岁的陈寅恪遭遇了陈家的第一次变故。

嘉宾：家庭对他的影响呢，恐怕就是对社会的观念，社会观念是两种，两方面来讲，一个是救世，就是要为地方做好事

记者：做好事。

嘉宾：第二个爱国，他祖父在北京的时候，刚好是英法联军烧圆明园的时候，他刚好在一个酒楼上面跟着朋友聚会，看见那边起火，听说是烧圆明园，他就哭，然后很快就回南方，就想在南方里面做一翻事业来救国。他父亲马关条约签订的时候，他就说要杀李鸿章以谢天下，意思是说他卖国，

记者；对。

嘉宾：第二个就是日本人发动卢沟桥事变的时候，当时他在北京，他就绝食，他当年是已经有病了，绝食死的。

记者：就是陈三立先生是因为卢沟桥事变而绝食而死的。

嘉宾：他就觉得好像是亡国了，所以他就绝食，所以他一家里面，这种思想对陈先生也是很有影响的，你们看他这个著作，他的言论来讲，你不管他那个政治态度如何，但是他对中华文化，中国这个祖国的观念，他是始终不渝的，这是感情非常深。

陈寅恪为国内国学和史学的研究注入了新鲜的血液

对于二十世纪初的学人来说，陈寅恪是个百年不遇的治学奇才。他于光绪二十八年随兄长陈衡恪东渡日本。那一年，陈寅恪12岁，三年后，他因足疾辍学回国，入上海吴淞复旦公学继续学业。1910年，时年20岁的陈寅恪再度漂洋过海，先后辗转于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等世界知名学府。那些年，陈寅恪更像是一个云脚僧，他在世界学术的大摇篮里汲取自身所需的各类养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陈寅恪再度启程，前往哈佛大学学习梵文和巴利文。后又转往德国柏林大学学习东方古文字学、中亚古文字学，并兼修蒙文、波斯文、突厥文、西夏文、吐火罗文、英文、法文、德文等十几种语言。单单这一些经历，就让人不得不对他竖起大拇指。吴宓称他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就连梁启超也谦虚地向人介绍说：“陈先生的学问胜过我。”就是这样一个游学世界，却没有拿一纸文凭的大学者，在1925年回国后，经吴宓和梁启超举荐，走进了北平西郊美丽的清华园。

解说：1925年，时年35的青年导师陈寅恪在清华研究院主任吴宓的敦促下回国，住进了美丽的清华园。

记者：很多人都把陈寅恪先生认为是一个千古奇才，最主要的就是认为他是一个可能前不见古人，后也很难有来者的一个读书的种子，他的旧学其实从小在家庭的环境中间已经就打的很深了，然后最主要地他的西学他的新学的东西，也是当时候的同时代的人，包括后来一直到今天，恐怕我们还找不出一个人，有过他这样广泛地深入地这种训练，很难做到这一点。

嘉宾：对，你讲的是有道理，他当然他国外学那个比较原始，但是在当时柏林大学这种学术环境，他接触的当然不光是语言学，包括史学，哲学，社会学，他都接触过了。你看当他从德国回国带回来的书，你就可以知道了，里边有很多是西方的哲学，西方的文学，西方的历史，那就是说他在国外，他已经注意，已经读这个虽然他没有修这些课程，但是他已经接触到这个。

记者：接触这些，关注这些了。

记者：可能自己私下里头还在读，自学这些东西。

嘉宾：所以他回来以后，他做历史，他就与传统的那种史学就不同了。

记者：不同了。

回到清华，陈寅恪很快为国内国学和史学的研究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只是，长期游学国外的他似乎并没有意识到，时局的动荡已经足以令知识分子忧愁了。

1924年10月末，就在陈寅恪归国前夕，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清末帝溥仪被驱逐出宫，王国维将此引为奇耻大辱，愤而与罗振玉等前淸遗老相约投金水河殉清，虽然最后未能实现，但彼时政局带给北平知识界的波澜和挣扎可见一斑。

1927年6月，国民革命军北伐的脚步逼近北平。6月2日，陈寅恪在清华的学知和同仁王国维留下“经此世变，义无再辱”的遗书后，自沉昆明湖。这给十几个小时前还与王国维坐而论道的陈寅恪带来的震惊是不言而喻的。

记者：他好象也曾经也说过，就是一种文化这种剧烈地变化，就是其实最痛苦的是被这种文化已经化育的，这种文化人，他的内心的痛楚是一般人很难理解的，他其实就是说的是自己。

嘉宾：对，他就是在纪念王国维的时候讲了这些话，所以可以说这点来讲，他是跟王国维先生很相近。

记者：是同气相通的。

嘉宾：但是不同的是什么呢，王国维也认为现在，他原来那种传统文化已经没有了，他就很失望，陈先生我认为他不是，他并不以为这个社会的变革，就把整个文化都没有了，他这点就跟王国维我看是不同。

记者：王国维是随着那个旧的朝代，一起就去殉葬去了等于就是，他虽然陈寅恪先生对他有一个新的解释，认为他殉的不是这一个朝，殉的也不是某一个人，他殉的是这个文化，

嘉宾：对

记者：所以这种沉痛就愈发地深沉，但是在陈寅恪自己看起来的话，他不必走王国维的这条路的。

嘉宾：是，这点是跟他不一样的地方，但是作为一个文化人来讲，这两点，这两个人都是相同的。

1929年夏，清华国学院停办，陈寅恪在纪念王国维的碑文中这样写到：“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这份“自由之思想，独立之意志，”后来也成为陈寅恪治学一生的信条，后世学人求学的典范。

与王国维不同，对传统文化充满希望的陈寅恪对学问仍然孜孜以求。1929年，时任清华大学历史、中文、哲学三系教授的他对佛教典籍和边疆史进行了深入详尽的研究和著述。

嘉宾：关于他的这个学问，现在讲的很多了，有些人就不太理解，为什么他在国外留学，学的都是梵文。

记者：吐火罗文、巴利文。

嘉宾：巴利文，那学这个主要是读古本的那个佛经，为什么他后来并不研究佛教的那个东西，他在有一个地方表示，他说我只是把佛教的经典的不同的那个版本，做一个比较，就是说有些主要是汉文的那个佛经，翻译不准确，

记者：对。

嘉宾：所以他认为你要读佛经，领会那个佛经的话，你必须要精通佛经原来的那个文字，原点。

记者：就是做学问做到陈先生这个境界，这个层次，他不可能再相信别人的第二手资料。

嘉宾：对。

记者：他一定要倒回去，倒到那一个原点，所以宁肯花很多的时间，在国外留学去学这一些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他甚至还学过藏文和蒙文是吧。

嘉宾：他藏文也很懂。

大量语言的学习，大量佛经的考证，使得陈寅恪以一种旁人无法企及的方式亲近历史，扎根传统。

嘉宾：所以他实际上读那个佛经的话，是为了研究历史。

记者：对。

嘉宾：因为中国的历史从汉代开始说吧，受佛教影响很大。

记者：对。

嘉宾：特别到南北朝以来。

记者：隋唐，都一样。

嘉宾：一直到宋代，

记者：对呀。

嘉宾：宋代那个理学都是受那个佛经的影响，所以他认为你要深刻理解中国历史的话，你必须要理解佛经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记者：对，他其实对佛教的研究，包括他读佛经的这个心得，都已经融到了他的历史研究中间，

嘉宾：对了。

记者：他的《两晋南北朝论稿》里头，肯定要接触大量的当时候的一些佛教的一些资料，包括他研究那个白居易，他不就研究过白居易的思想行为和佛道的关系，里头大量地引述了当时候的白居易同时前后的，唐朝的佛教界的很多地情况，以及佛教对士大夫的这种关系，那个如果不读佛经，他怎么去研究白居易，怎么把白居易能够研究的透呢。

嘉宾：所以他就是，实际上他就是要研究中国历史。

上个世纪30年代，同时在北京大学兼课的陈寅恪开始在学生中开设佛学课程，以理清佛教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影响。他讲课时旁征博引，引诗举史，多种语言齐发，学生们常感慨，要听懂陈先生的课，绝非易事。多年后，曾在中山大学校园里亲自聆听过陈先生授课的胡守为教授，对老师当年讲课的情形依旧记忆犹新。

嘉宾：这个走廊就是跟学生上课的地方，

记者：学生上课的地方。

嘉宾：就这张照片，这张照片他上课的，这是唯一我看了，好像这个唯一一张上课的照片，就这个了。

受邀来岭南大学教书时，陈寅恪几乎完全失明，长期严重用眼过度导致他双眼视网膜脱落。校长陈序经于是特别批准他在这栋小楼二层的过道里设立临时教室。

记者：跟他上课的学生多吗？

嘉宾：这样，他当时开一个叫《元白诗笺证稿》。

记者：《元白诗笺证稿》。

嘉宾：选课的人最初大概都有二三十个人、三四十个人这样，到最后的就剩下就不多了，因为听不懂。

记者：听不懂，听说陈先生讲课的时候，是各种语言杂在一起的，对不对？

嘉宾：他讲这个《元白诗笺证稿》就没有了，就没有了，就不用了。

记者：用不着，对《元白诗笺证稿》没这么复杂。

嘉宾：没牵涉到外语就没有了，大概讲佛经，翻译文学的时候他就会用很多的语言来引证。

嘉宾：我读过他的课，读过两晋南北朝史，唐史。

记者：他来到岭南大学的头一年开课的时候，据说只有一个学生听他的课。

嘉宾：就是我。

记者：就是您啊，那您就是最贵的学生了，当时他是最贵的教授啊，开了一门课就您一个人。

嘉宾：就是我，就是我听，所以当时刚刚解放不久，有些学生出去搞各种活动啊，这个就不上课，我是不敢的，因为我一不上课，就等于没有人上课。

记者：就没有人听课了，对，就是清清楚楚，您逃不了课。

嘉宾：逃不了，我一定要上课。

嘉宾：陈先生讲课非常投入，助手有时候怕学生不知道他讲的是什么，就写板书，那陈先生有时候自己也写。

记者：他自己也站起来写板书。

嘉宾：站起来写，所以有时候写他看不清楚，所以重叠的就有，他写字跟以前写下的东西重叠了。

记者：重叠在一起了，字对字。

嘉宾：他因为看不清楚，所以我说他非常投入，他就不用让助手写，他自己写都有，有时候他讲的那个比较兴奋，那个助手写板书就有声音，滴滴答答有声音，他就不高兴，不写不写，

记者：就先别写。

嘉宾：就是影响他那个讲课，所以有一次我看到那个助手在写的时候，他说不要写，那个助手就恼火了，把粉笔摔着，他当然也看不见，陈先生也看不见，我就说这个就可见他，他非常投入。

晚年的陈寅恪，由于双目几乎失明，许多工作不得不由助手来协助他完成。学生多时，这条小走廊，几乎人满为患，人少时只一人，陈先生也一切照旧，一丝不苟。

嘉宾：我上课的时候，尽管是一个人听课，他的助手跟我讲，他说你来上课以前，他必定要我把下堂课要讲的材料读给他听，读完以后他听了，他考思好了，才上课的。

记者：给一个学生讲课这么认真。

嘉宾：另外我也讲过几次，我就非常感动，我一个人上课，当时在那边上课，我进门口的时候，教授说学生来上课了，他非常客气，他都称胡先生。我当时当学生，他还称我胡先生，他在那边是在一楼工作的，他起居室是在二楼，他就从工作室里面出来就上二楼，换一个长袍下来上课。

记者：陈先生给学生讲课的时候永远穿长袍。

嘉宾：穿长袍，夏天都是这样。

记者：夏天都穿长袍？

嘉宾：所以我非常感动的对这个。

记者：很正式的，

嘉宾：非常正式。

记者：对，因为长袍就当年读书人，等于是他的礼服。

嘉宾：对对对，他一点也不马虎，

来岭南大学教书是陈寅恪后半生所做的最重要的决定

来岭南大学教书，是陈寅恪后半生所做的最重要的决定。这个美丽的校园，在二十世纪后半叶那些风浪和荒唐里，曾一度温暖着他，使他得以置身世外，远离政治，潜心学问。

嘉宾：现在很多人猜测，他为什么解放后不离开大陆，

记者：不离开大陆，对。

嘉宾：我想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他就认为大陆就是中华文化所在地，他离不开这个地方。

记者：他的根在这里，这个根主要是文化之根。

嘉宾：对，所以他本来要离开大陆是非常容易的，他要到哪个地方教书都可以。

记者：他当时有很多机会，包括去香港机会就非常多。

嘉宾：当然。

记者：香港也主动地跟他也进行很多的安排。

嘉宾：而且在香港大学他教过书的，他到香港，到台湾，到美国到英国。

记者：还有新加坡。

嘉宾：新加坡更不用说了，英国牛津大学，他说要回牛津大学教书，牛津大学一定欢迎，我想一定欢迎他回去，他本来聘请他了，后来他就说眼睛不好他才回来的，他是主动回来的，但是他都不去，这些地方都不去，那就可以看出他的感情，他对中华这个地方他是离不开。

初到岭南大学，陈寅恪就在这里觅得不少旧雨新知。彼时，一向标榜尊重、信仰、言论与学术自由的岭南大学汇聚了众多知名学者。陈寅恪也在这片南国的温润之地体会到了晚年难得的温情。

记者：他身体一直不算是很好的是吧？

嘉宾：一直都不很好，一个大概是太用脑了，所以神经衰弱，

记者：神经衰弱。

嘉宾：睡觉不好，都要吃安眠药，吃安眠药睡觉，肠胃也不是很好，所以他一个要吃，包括解放初期吃那个进口的那个安眠药，还是满足他。另外的这个他要吃面粉，吃的好面粉，在经济困难的时候，还是满足他，

记者：满足他。

嘉宾：另外牛奶每天供应，每天供应牛奶给他，有时候我也受益。

记者：也喝一点牛奶？

嘉宾：我坐在里面跟他工作的时候，师母就拿杯牛奶，喝喝喝，我也受益过.另外我们学校有些鱼塘，当时经济困难的时候，就有隔一段时间，就是打捞鱼上来，分给那些教工来吃，那数量有限，就不能够每次都全校都有的，这次这个吃，下次那个吃这样的，他每次都有。

记者：他每次都有的。

嘉宾：他每次都有。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出学习、宣传马克思主义与毛泽东著作的号召，强调要用马列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教育全国人民，并在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政治学习”的热潮。

而在这个南国温暖的校园里，陈寅恪似乎被阻隔在新生政权带来的雷霆万钧之外，他被获准不出席任何政治运动、不参加任何政治学习。从生活到精神，岭南大学，甚至新生政权的至上而下，都对这个倔犟的老学者给予着特殊的保护。

嘉宾：从中央到我们学校的领导人，对他是爱护的。这点他体会到。

记者：对他很关照的，特殊的关照可以说。

嘉宾：对，特别是我们当时省委书记陶铸，对他非常尊重。

记者：对他很礼贤下士是吧。

嘉宾：我就举一个例子，他每天都要听收音机，他听时事。

记者：听时事。

嘉宾：第二听戏曲，他喜欢听京剧，他那个收音机是一个飞利浦的，解放前的那个收音机。

记者：老收音机了。

嘉宾：老收音机，有一天坏了，不响了，我就帮他到屋里去，我说能不能帮他修一下，因为老先生每天都要听收音机，后来说这个老家伙，我说这是没办法了，这个事情，那我把这个事情反映到学校去，学校反应到陶铸那里去。

记者：这么小的一个事情跑到陶铸那里去了。

嘉宾：当时是开出口商品交易会。

记者：广交会。

嘉宾：出口商品交易会里面，北京牡丹牌的收音机，有一个在展览厅里面，除了收音还可以放唱片，当时还有个叫遥控的，但不是像我们现在这个电子遥控，它一条橡皮带，一个气囊，大概只能够关开这类的，有这个，当时是最先进的了。一个立体的，座机，

记者：一个柜子。

嘉宾：柜子的。

记者：摆在那里是一个摆设。

嘉宾：陶铸就说，展览完以后，送到陈先生家里面，果然后来真的送到他家里面去了，所以你就可以看出，当时各界的领导人，对他的那个关心。

时年60岁的陈寅恪，生命之船似乎寻得了一处恬适的港湾，精神的宁静自由催生出丰硕的研究成果。从1949年入校后，陈寅恪先后在《岭南学报》《南国》等岭南大学刊物上发表了《从史实论切韵》《白乐天之思想与佛道之关系》《论元白诗之分类》等论文十余篇，完成及分别刊行的论文超十万字。文思之泉涌，见解之精妙。给后世学人留下了无穷的余韵。

记者：关于陈寅恪先生，有很多很多地传说，一个传说就是他一辈子坚持独立做学问，不受任何政治的干扰，也不被任何主义所左右，国民党政府时候是这样，后来解放以后共产党政府他也还是这样，据说当时候北京来请他到北京去，担任一定的学术职务的时候，他好像明确提出两条，我不知道它是真是假，第一条就是他这个所的人，不学马列，不参加政治学习，第二请毛公和刘少奇写一个便条给他，以便他以后有人来找他的这种政治麻烦，他好用这个东西做挡箭牌，这个事情是真正吗？

嘉宾：真的。

记者：是真的。

嘉宾：当时，北京市派他得意的门生汪篯来动员他，

记者：来动员他北上。

嘉宾：汪篯以为是很有把握，很有把握可以说服他做这个工作，因为汪篯当他助手的时候。住在他家里面的，

记者：他家里头哦。

嘉宾：所以他来到学校里边，本来学校安排住招待所，我们学校招待所，他说不用，我住在他家里面。

记者：就等于就住到他家里来了。

嘉宾：他们家里面也是欢迎他，但是汪篯就大概讲一些解放后的新思想，

记者：很时尚的新词汇。

嘉宾：他就觉得不高兴了，所以他就讲了这翻话，他说如果你是要跟着我来做，你就要按照我的思想来做学问，否则就不是我的学生。

记者：说得很决绝。

嘉宾：否则就不是我的学生。

那几天，在这间西式的小洋楼里，陈寅恪拒绝了他的学生，也拒绝了以郭沫若、陈伯达为代表的中国科学院请他创建历史所的邀请，从此，陈寅恪向北京关上了大门。1953年后，由于身体原因，陈寅恪几乎闭门谢客，只潜心学问。

嘉宾：他都这些外来的人，一般他都不见得，包括外宾，声明所有外宾不见。

记者：他不见，就好像是他1949年以后，他就发过这么一个声明，他就不见外国人。

嘉宾：不见外国人。

1953年，陈寅恪大病了一场，那一病虽然对他的身体打击很大，可同时也为他迎来了学术上意想不到的机缘和春天。

嘉宾：1953年，他病了一场，后来病好了，身体还不是很好，他就请人到图书馆里面借书来读给他听。

记者：借一点轻松一点的书是吧。

嘉宾：对了，所以借的都是一些评弹，

记者：对。

嘉宾：小说这类的，陈先生读小说我看跟人家不一样，我们看小说就是看完那个情节就完了，他不是，他读完以后他要寻根问底，第一首先就考证这个作者，《再生缘》的作者是怎么样，第二他就发现《再生缘》这种题材，实际上是一种史诗式的题材。

记者：尤其是和国外的，和包括印度和欧洲的一些东西比较起来的话，国外的这种民间史诗的东西，和我们评弹的东西很相似的是吧。

嘉宾：对，这种发现就过去没有人太提到的，没有人认识到《再生缘》有这么一个价值，在文学上。

记者：就这种文体本身其实是有价值的，我们过去都瞧不起这个文体本身。

嘉宾：对了，他把它提出来，大家后来一看了以后，也服了，也确实觉得是这样，第三，他就认为这个作者有自由的思想，他就应该就从这个作品里面表彰，他这种自由的思想。他就发现了

记者：他发现了好东西，

嘉宾：对。

记者：本来是想来消遣一下的东西，因为身体不好，打磨一下时光，消遣一下，结果发现了很有价值的东西。

嘉宾：对，就是这个意思。

记者：就这个，那我知道他后来人们不能理解，所谓晚年专门写“红妆”，其实就是因为这两个人物符合陈寅恪先生，一生中间坚持地两个根本原则，一个是自由的精神，第二个是独立地人格。

嘉宾：对了。

记者：柳如是这个重点就是独立的人格了。

嘉宾：对，所以现在有些人就好像不太理解，为什么要写这个人，拿来做一个那么大的，花那么大的精力跟她作传。其实他就是这个意思。

记者：如果说他有所指，其实指的是这个，《论再生缘》等于如果做个副标题，等于是论思想的自由，《柳如是别传》要如果加个副标题就独立人格之传。对吧。

嘉宾：所以我说按照我的理解，《柳如是别传》也可以说他一生学术的一个总结。

记者：总结。

记者：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这是陈寅恪先生自己治学的一个座右铭，同时也是他做人，和对于知识分子基本人格境界的一个要求，士，知识分子，读书人之所以要读书，之所以要做学问干什么，就是因为我们要把自己的心志从一般人的、普通人的、一般世俗的见解中间，要从这个桎梏中间解放出来、脱离出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成为真理的发扬者，我们才能因此而发扬真理，正是因为坚守这样的信念，坚守这样治学的信条，所以你们看陈寅恪在他一生中间，留给我们所有的照片中间，始终是这样一幅坚毅的神情，虽然他的眼睛在晚年双目失明，但是你看出他的眼神中间有一种追求，他有一种坚守，这种坚守成为我们今天来到这个地方，作为我们一代知识分子朝圣的圣地的一个重要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