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要去看一下老师

“文化大革命”中，梁思成先生被打成了“反动学术权威”，为了避免受到牵连，很多以前与他联系密切的人都和他疏远了。一天，在医院刚输完液的梁思成却看到了久违了的学生罗哲文，梁先生高兴得几乎流泪。这次见面中，梁思成嘱咐罗哲文：文物、古建筑是全人类的财富，没有阶级性，没有国界，在变革中能把重点文物保护下来，功莫大焉。

五十多年来，我差不多每年都在和它打交道

1950年，27岁的罗哲文结束了对古建筑的学习研究，被调任到文化部文物局任职，成为国家文物局最年轻的古建筑专家，也从此开始了漫长的文物保护生涯。全中国99个国家级的文化名城，每一座他都亲自考察过。1985年，罗哲文和郑孝燮、单士元起草文本，参加了《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的申报工作，使长城成为了被保护的世界文化遗产之一。

过去曾经有一个错误的说法

2003年6月23日，一个由罗哲文任团长、《人民日报》社原社长邵华泽任副团长的文化考察团，西出玉门关，沿着丝绸之路，历时近一个月，艰难寻访了汉长城遗址、楼兰古国遗址等一系列历史文化遗迹，并且穿越了被称为“死亡之海”的罗布泊。这条新闻曾经轰动一时。

罗哲文他们考察的这段长城，修建于汉代丝绸之路开通后，当时匈奴已经不再对汉王朝构成威胁。所以，罗哲文认为修建长城的目的已不是为了防御匈奴入侵，而是为保障丝绸之路的畅通。在荒无人烟的戈壁大漠，来往于东、西方的商队，可以在烽燧中休息，补给淡水和食品，更换骆驼或马匹；两座烽燧间的距离正好相当于当时一天的路程。长城保护的丝绸之路，是中国最早对外开放的见证。在玉门关以西修建长城，则是为了适应中国最早对外开放的需要。

那一次我们是冒着风险去的

罗哲文经过考察发现：关于长城的长度，外国人是用比例尺从地图上量出来的，这显然是错误的，因为长城不是直线，更不是水平线，也不是只有一道，而是曲曲折折、上上下下，由许多道所构成的；我国历史文献上的记载，虽然比较可信，但没有把一道长城的双重、三重、多重的长度计算在内；许多人认为，各个朝代的长城都是在一条线上修筑或重修的，其实这并不符合实际，比如秦、汉、明三个朝代的长城，都不在一个起点，也不在一个终点，相去数百甚至上千里。

局长就把这个任务交给我了

1952年，随着国家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开展，文物维修工作也在全国范围内有计划地展开。时任政务院副总理兼文教委员会主任的郭沫若，提出了维修长城、向国内外开放的意见。文物局局长郑振铎把这一任务交给了罗哲文。

长城维修的第一站，是八达岭长城。罗哲文先乘火车到达八达岭车站，然后骑着小毛驴上山考察。后来他回忆道：“到达目的地时，天色已经很晚。当时的八达岭满目荒凉，夕阳照着山上的长城残骸。我想起当年戍边的战士就在这儿待着，当年的长城一定非常的雄壮。”

当时有些人误解了他的意思

解放后，首都北京面临着大规模的重建，当时围绕着老城墙拆除还是保留的问题展开了讨论。罗哲文的老师梁思成先生坚决反对拆北京城墙。北京的城墙拆除之前，罗哲文曾经对城墙做了一次认真详细的调查、测绘，他一步一步地沿着城墙勘测，并且拍摄了很多照片，可惜这些宝贵的资料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都被烧毁了。

这里面起关键作用的还是政府

1953年，在极“左”思潮影响下，一些人主张扫除北京古建筑，马路要笔直，开车要无阻拦，体现古老北京街景的牌楼等都在拆除之列，最后竟然轮到了团城。

当时罗哲文所在的文物局正好在团城办公，又担负着保护文物之职，为此在文物局局长郑振铎的指示下，罗哲文写了一篇关于团城的文章，配以大量图片，发表了出来。为了保住团城，罗哲文数次找梁思成商量，梁思成也一样心急如焚，甚至把苏联专家搬出来共同寻求办法，最后，罗哲文起草报告，梁思成面陈总理，终于保住了团城。

建筑是凝固的音乐

在梁思成等学术大师的言传身教之下，从营造学社开始，罗哲文就养成了严谨勤勉的工作态度和作风。在他看来，古建筑是凝固的历史，一个没有历史的民族就好比一个人失去了记忆，他热切希望后辈学者能够接过自己手中的尺笔，好好保护祖国博大精深的古建筑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