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到北大，我一心只想埋头苦学”，1946年的北大，名师荟萃：沈从文、贺麟、郑天挺、陈垣、向达……最让他惊异的是北大图书馆，“许多我小时听家乡老先生说起过、却从未见过的古籍，就摆在书架上，让我喜欢得不得了。”复校后的北大校园并不平静，学生们反饥饿反内战的民主运动，同国民党军警当局屡发冲突，已是学生会干部的戴秉衡也被列入黑名单，并在报刊通缉。1948年深秋，在中共地下党的安排下，他逃往华北解放区。

几经周折，戴秉衡在古城沧州与解放区干部接上头，在填写表格时，接待人告诉他：“改个名字吧，以免有事连累家人”，戴秉衡略一思索说：“我是逃出来的，就叫戴逸吧！”

此后，戴逸与戴秉衡的最大不同，是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及发展，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有了新的了解和认识。在正定华北大学培训学习，戴逸感觉“犹如发现了一个新世界，既新鲜、惊奇，又兴奋、感佩，对共产党的崇敬之情油然而生，革命的信念更加坚定”——这大抵可以代表他那一代知识分子在解放前后的普遍心情，共产党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的节节胜利，国民党政府的腐败与丧失人心，都促使这一代知识分子热诚地拥抱马列新学说，服膺共产党。

培训结业后，戴逸留华北大学工作。北平解放后，随华北大学转入中国人民大学——正是如今平安大道上的保留项目，“段祺瑞执政府”的所在地。

戴逸能够凭藉《中国近代史稿》在1958年的中国史学界脱颖而出，犹如冰山一角，全凭水面以下近10年的积累。1951年，他是著名党史专家胡华的助手，同时攻读研究生课程，并写作、发表了20万字的《中国抗战史演义》，因采用传统的章回体形式，得以在电台连播，这年戴逸25岁。这之后，老一代史学家尹达教授调离人民大学，为研究生班讲授中国近代史的任务就落在戴逸肩上。一方面是小老师、大学生的课堂局面，另一方面整个国家的近代史研究刚刚起步，没有一本适用教材。戴逸说那是他一生中最投入最用功的时期，“经常开夜车通宵达旦”。在几年教学实践的基础上，建构起一部学术专著的框架，再经两年多笔耕不辍，完成了这部开风气之作。因了这项突出的学术成果，戴逸参加了1959年的全国群英会，1961年被评为全国文教战线先进工作者。

就戴逸而言，史学之路开端顺畅，但五、六十年代的史学界，常起烽火硝烟。1964年发表的《论清官》，为他带来“文祸”：“文革”一开始便被“抄家”批斗，戴一顶“清官帽”在人大校园内游街示众。再后来，蹲“牛棚”、扫厕所、安玻璃，“什么杂活都干过”。“曾经有过一段逍遥的日子，我在家里给孩子‘开私塾'，讲几何、物理……”

将2吨重的书籍卖给废品站后，他去了江西余江的“五七干校”，分在二连养猪班，一共20多头喂不肥的“老头猪”，猪倌却都是国字号的“反动学术权威”：胡华、吴树青、项充、戴逸……每天挑泔水、起猪圈、做饲料、值班守夜，同时还要开展革命大批判。看这些“老头猪”总也长不肥，戴逸买来多本养猪指南，“左看右看，但是操作起来就是不行，不会养……”

此时中国人民大学已经解散，这些干校学员差一点被“就地分配”，多亏江西方面拒收，人家不愿背“年老体弱工资高”的包袱。后来的转机来自林彪“九一三”事件，中国大多数知识分子由此开始了对国家和个人命运的重新思考……

纵观戴逸的学术人生之路，大抵可以总结为：大器早成，中岁蹉跎，晚年达于顶峰。

成为学界名人，被人最常问及的便是：“成功法则”，戴逸教授曾著文总结为“四字境界”：勤、苦、乐、迷。平日谈吐中，他又合并简化为两项：志趣和投入：“干自己喜欢的专业，有废寝忘食的投入，投入愈大获得的乐趣愈多，再激发起更大的投入，循环反复其乐无穷”，他的经验是，视专业如同恋情人，“全部思想感情专注在她身上，每时每刻都惦念她，一往情深如痴如呆，在其他问题上则心不在焉……”

正所谓“物有恒准，而鉴无定识”，探讨“戴逸先生的成功之道”，他的几位学生有不同角度的分析，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前任所长罗明教授认为：“戴老师的学术成就得益于两个字，一曰精一曰通，精是说他有非常结实的文史底子，阐发见识有厚度，青年时代就得到诸位史学前辈的赏识不是偶然的。通是说他学识广博，不狭窄，目前高校的学科教育就存在窄的问题。”他的另一位学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前任总编辑王俊义认为：“戴老师的独特之处在于两个方面的贯通，一是纵向的前后通，按史学界通行的划分，清史以1840年为界划归两端，之前为古代史，之后为近代史，以往是两批人分头搞，戴老师则前后都搞。二是从横向左右通，他编撰《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把清史放到世界背景下思考、讨论，学术视野开阔。”戴先生的女博士、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副所长的黄爱平教授认为：“戴老师是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学术大家，他的旧学功底深厚，但又和完全的旧学不一样，他接受、运用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理论方法，但又和我们这些在新中国长大的学者也不同，我们没有那种坚实的文史哲功底，这也是后来人无法企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