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向经典：对于当前诗歌写作的思考与展望

2012年06月19日 10:36
来源：新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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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作为中国大陆三、四十年新诗发展的一个重要分水岭，不仅仅是由于众所周知的政治事件。这一年海子、洛一禾相继离世，北岛开始旅居(或曰流亡)海外，这些事件以一种惊人的巧合与象征预示着一个诗歌时代的结束。经过短暂停滞之后，90年代呈现出与80年代非常不同的诗歌倾向，而不断寻求新的写作可能性则是80年代与90年代所共同关注的焦点。

不妨大略比较一下80年代与90年代乃至现今诗歌实践的不同。80年代最引人注目之处在于各种流派与主义，在86诗歌大展中达到了高潮，使诗歌成为一场没有政治直接参与的群众运动。这是由于80年代的特殊性，在某种意义上是一次对以往政治运动的回应和反击，发生于中国大陆即将迈入现代社会的前夜。这一时期诗歌从为群体代言的位置开始转向个人，从英雄主义、理想主义、文化主义开始转向其对立面，但还不够彻底。而90年代及以后主要是各种形式的写作宣言，和围绕着此项宣言的诗歌圈子，其口气一般要比“主义”歉虚一些，当然也有狂妄的，把80年代未完成的事业进行到底。这些写作宣言都在不同层次与程度上为诗歌注入新的活力，使诗歌抛弃了原有的不必要的包袱与负担，从而90年代诗歌写作的广度和自由度要比80年代有显而易见的提高。但就诗歌文本质量而言，并没有太大进步，甚至有些倒退。这些五花八门、争奇斗艳的写作宣言的提出，不管出于什么样的目的，客观上都促进了诗学的发展，区别仅在于力度和方向(正面还是负面)的不同。然而困惑也正是由此而起，在全面求奇求异、批判打倒颠覆一切的同时，一代人失去了方向感，割裂了与纵向历史、横向世界的联系，变成一个在时间和空间上孤立、无所适从的片段。进入新世纪后，这种倾向愈演愈烈，使诗人的身份越发尴尬和模糊，对于诗歌写作如何继续进行下去倍感困惑。

这种困惑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如何为目前汉诗在世界和历史上定位，二是如何评价诗歌作品的优劣。有一种观点认为当代汉诗已经达到或非常接近世界(欧美)现代诗歌的顶峰，这当然是一种幻觉。当代汉语诗人站在欧美诸大师的肩膀上，汉诗站在欧美诗歌的山峰上，尽管绝对高度已经够了，但相对高度还不够，也就是说同时具有汉语特质和世界性影响力的经典作品数量和质量还远远不够。在一个缺乏经典而又众声喧嚣的时代，诗歌文本本身反倒成了评价一个诗人的次要因素。但是不管怎么说，经过这17年后，汉诗已经大体完成了准备和积累的阶段，正在进入面向经典的写作。这种经典性是对于时间的连续性和空间的广延性而言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时代正朝着取消这一可能性的方向发展，不利因素同时来自诗歌的外部和内部。我甚至认为，来自诗歌内部的不利因素要远远大于来自外部的。

因此当前诗歌什么样的写作有可能成为经典是一个值得探讨、并且有些紧迫的命题。在寻求可能性之前，首先大概排除一下不可能。我认为以下六类写作已经逐渐变为不可能。这种不可能并不意味着这六类写作本身有什么不好或没有写好，恰恰相反，某些正是由于写得太好(已经成为经典)而使今后同类写作成为不可能。另外一些过于依赖特殊的时代(社会的和诗歌的)背景，难以继续下去。这些依次是：(1)青春期原始激情、爱情写作，与之密切相关的是仅靠天才、秉赋、直觉的写作;(2)以农业、乡村、土地为主要背景和以前工业文明为主要标志、向度的浪漫主义写作;(3)以二元对立价值体系为基础的对抗性写作，其对立面可能是某种制度、某些人群，或是机械;(4)以宗教、神话为终极背景而无现实关照的神性写作;(5)以唯美为唯一目的和追求的写作，或曰纯诗;(6)以探求诗歌形式的无穷可能性为根本目的的探索诗、实验诗、即兴随意诗。再次强调这些写作本身是极有意义的，只是今后再也难以作出超越，难以避免重复，难以绕开简单、平庸和功利。必须指出的是，这些都是相对容易的写作。任何事物先被攻克的总是其最容易的部分，诗歌也不例外。剩下难啃的骨头，而骨髓就在骨头里面。

面向经典正是挖掘骨髓，不断深入事物的内核，不再满足于表象的过程，标志着现代汉语诗歌走向成熟、完善、自足自给，开始冲击以唐诗为代表的古典诗歌和欧美现代诗歌的高峰。其内容在于揭示在宽广的、不同层面的现实大背景下个人的、必然的、悲剧性的命运，这种命运又具有所有时代人类的典型性、普遍性和启示性;在于觉醒人与人、人与自然的矛盾冲突与和谐统一的深刻性;在于探索有限与无限、易朽与永恒、个体生命与茫茫宇宙的关联;在于寻找失去的灵魂和灵魂赖以栖身之所;在于经历生命真实而沉痛的体验，经过长期总结与思考之后的顿悟;在于坚守内心烛火持续照耀，最终点亮未来世界的万家灯火。对于简单、粗暴绝不妥协，绝不以另外一种更为隐秘的简单、粗暴取而代之。始终保持着介入的态度，但不沉溺。着眼当下，在时间上却不孤立。不断开辟新的认知领域，不断挑战已知与极限。永远保持审慎的质疑和批判的态度，同时包容并蓄不偏执。迟缓、凝重、深邃、从容不迫，不受任何非诗因素的影响。

就诗歌文本来说，目前尤其重要的是具有汉语和汉文化特质的作品，也就是说仅仅在汉语语境下词语组合产生的诗意，和根源于独特民族思维方式、文化核心的诗意。当然这都需要置身于东西方人文思潮交汇的宽大背景之下，极端的民族主义是有害无益的。具体到某一首诗歌上，就是在集成与整合的基础上展开创新。这种创新将主要着眼于拓展、深入诗歌的主题和内容，以及创制新词、延伸旧词。今后对于形式的探求将逐步不再被纳入诗歌创新的源泉。西川认为汉诗最好的形式至今还未找到，其实具有普遍意义的最好的形式是不存在的，只有相对于一定的内容而言的最好的结构。从古典诗词的整齐方块，转变为现代诗歌的错落有致，其根本动力在于汉语从单字单声的词演化为多字多声的词。目前还没有看到汉语产生新的突变的可能。

这就要求诗人具有综合素养，全面学习古典的、现代的、后现代的诗学理论和技艺，并且汲取一切其它文学的、历史的、哲学的、社会学的和科学的知识。因此未来诗歌有效写作的难度将不断增大，具备这些能力的诗人将越来越少，但其影响力将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加，不是递减。同时诗人的身份也在发生变化，职业的诗人将不复存在。在现代商业社会里，诗歌很难给诗人任何物质上的好处，诗人仅靠诗歌将难以为生，除了极个别的例子和伪诗人。这就迫使诗人在现实生活中以另外一个身份出现，对现实社会始终保持着紧密的接触。在某种意义上，这才是诗歌创作的真正活力和动力。

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诗歌不会消亡，其生命力在于不断更新的社会生活场景和词语。但会越来越边缘化，甚至会从传媒和大众的视线里隐匿。这不是诗歌的悲哀，而是诗歌的真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