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谢冕批评当代诗歌的“私人性”说起
诗歌的私人性与公共生活
进入新世纪以来,当代中国新诗的公共空间“空前地消匿和弱化”,也就是说在公众生活中已经没有诗歌什么事了。有感于此,谢冕先生著文《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予以评说。文章提出了一个“私人性”概念,认为问题的起因首先在于“诗歌固有的"私人性"”,其具体推论是:诗歌的发生总是与私人的情感抒发有关,由个人因情而动,然后及于他人,这就导致对于公共生活的“疏离”乃至“忽略”的可能。由于耽溺于“私人性”写作,诗歌淡出了社会公众的文化视野。
众所周知,诗歌在一间房子里被书写的时候,是最“私人性”的,但当它作为一种文本而载之于媒体呈现时,无疑乃是一种文学公器,无论诗人的本意愿意与否,亦无论写的是私密话语还是公众话题。
诗歌创作“失范”的原因
问题的关键在于:当代诗歌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种公众不予应答的尴尬局面呢?谢冕认为,原因首先在于诗歌“固有的"私人性"”,如果作者的个人生活志趣很“宅”,对“疏离”、“忽略”公共生活失去必要的警惕,其创作势必被抛离于“公共空间”之外;其次,诗的个人性与公共性始终是一对矛盾,它们既相互依赖又相互排斥,而时下的许多诗人显然走了一条“回避”的路线。
我们必须承认,时代变了。当代人的存在与心性已发生了巨大改变。当然,作为当代人现实生活的产儿,当代诗歌也随之起了变化。如果说上世纪80年代的诗歌一仍旧贯,还是“担当”的诗歌(如北岛的《回答》),90年代诗歌是“介入”的诗歌(如伊沙的《车过黄河》),那么到了本世纪初,诗歌已经逸出传统的轨道。一个旷古未遇的大变局是:我们已被卷入世界性工业化市场社会的漩涡。
雅斯贝尔斯早就洞见和分析了近百年来人的现实存在和精神状况,指出:“在现时代,人们是像沙粒一样被搅和在一起的。他们都是一架机器的组成部分……他们不是这样一种历史实体的组成部分:在这个历史实体中,他们注入他们自己的个体自我。过着这种无根生活的人的数量继续不断地增大。他们被迫四处奔走,也许会失业相当长的时间而仅仅维持着起码的生计,因此他们在总体中也就不再有确定的位置或地位。有一句深刻的格言说,人皆应各得其所,去完成造化赋予他的任务。但这句话对于上述的人们来说已成为一句谎言,对于感到了自己被遗弃而漂泊不定的人们来说,是虚弱无力的安慰。”“由于那提供人的生活的基本必需品的庞大机器把个人变成单纯的功能,它就解除了个人遵循传统准则的义务,这些旧式的传统准则曾经使社会得以巩固。”当整个社会因市场经济的运作日益整饬有序,而个人存在却变得漂移、游走、破碎和孤零,诗歌也变得屑小、浅表和碎片化又有什么奇怪呢?当人丧失个体自我“异化”为“单纯的功能”,成了某种工具,也就无力承担传统个体曾领有的使命了。当今的诗歌创作出现“失范”,诗歌标准问题被人们反复申说欲振乏力,原因就在这里。
诗歌“病态”表征人的精神“病态”
当一个人只能专注于他眼前的活儿,无暇也无兴趣来思索他的存在,这个人内心根本不可能产生想法,更遑论揭之于存在的诗意。其实不仅工人如此,今天由于专业细分,各个行业与岗位上的人的现状,差不多都如此。只要简单回忆一下我们每天无数次重复的两个动作:确认和删除,对雅氏的描述,我们就会有心悦诚服的体认。当“生活的基础在于忘却”,我们的精神将如何?怎么可能不是荒原,不走向虚无?
在一个“异化”的时代,存在的本质总是被层层遮蔽的。如果我们把诗歌取作时代精神的样本予以观察,那么当今诗歌所呈现的“忘记”和“沉湎”“相当多的诗人忘记了周遭的世界,忘记了世界上的善恶和是非、公理和正义,沉湎于个人,写着极端自恋的诗篇。他们自以为是,实行着彻底的"个人至上"甚至"个人唯一"的宗旨。”(谢冕语)就不过是人的存在的一种消极表现,但这绝不是一无足观的浅性表现,而确实是某种意义上的“病态”,它应该唤起的,是我们对当代人精神现状的必要关切。诗歌的“病态”表征着人的精神的“病态”,而人的精神的“病态”则演绎着时代的官能症状。当诗歌一味沉迷于“私人性”,不也正意味着我们的时代缺乏“公共生活”的展开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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