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贤治《中国新诗五十年》:解剖现代诗人
《中国新诗五十年》 林贤治著漓江出版社2011年11月
读林贤治的新著《中国新诗五十年》,马上就会冒出一个疑惑,他解读的标准是否出了问题?他说:中国历史上的大诗人寥若晨星,高压之下,他们“奴性普遍增长”,除了山水田园诗中偶尔发点纯真外,满纸牢骚。“想做奴才而不能,然而又不愿做奴隶,‘行路难’于是成为东方诗人反复咏唱的主题。但是,反抗、挑战之声是没有的。”
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是因为他把从现代才传入中国的“自由”观念套向了古代,认为古代诗人普遍没有追求自由的呼喊。这种以今例古的做法不论准确与否,首先就缺乏悲悯与同情。解剖的是利落,但却有很大危险:容易用全面的否定来遮蔽真正的问题。
然而,随着其文本的展开,这一疑问马上被我遗忘。因为谈论古代诗人,仅是林贤治疏解“中国新诗五十年”的引子,其重点并不在此。而当他在接下来的文本中,将同样的解剖刀挥向现代诗人时,我却再给不出任何辩驳。因为现代诗人再也没有借口逃脱他以“自由、个性、人类”为标杆的打量。这样一番打量下来,五十年之新诗就多少是让人失望的。
1920年,新诗人郭沫若放声歌唱:“我是一条天狗呀!/我把月来吞了……”(《天狗》)可这一度被吞下去的太阳,后来却被他比作领袖,反复歌颂。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第一本诗集时,他将其命名为《新华颂》,“双百”方针出台后,他跟着出版《百花齐放》,直至文革来临,他依旧遵循着原有轨道,写了《庆祝“九大”开幕》等等。然而,不幸的是,郭沫若绝非个案,他后面排着长长的队伍。
1978年10月,从地下转到地上的诗人黄翔等,在北京展出巨幅诗稿《火神交响诗》,并即兴朗诵。标志着一个全新的时代来临。不过,几番风吹雨打,这些诗人走的走,病的病,死的死,还有更多的投身体制。而上世纪90年代以后,诗歌主要的问题就是逃避,对大大小小的社会灾难熟视无睹,表面上流派纷呈,热闹非凡,实际上却弄出很多争权夺利的闹剧。在林贤治眼里,已经是每况愈下,惟留媚俗而已。
那到底何谓诗歌之魂?林贤治引用了一句德国诗人保罗·策兰的话:诗歌“要求成为永恒,它寻找,它穿过并把握时代——是穿过,不是跳过。”这是一个眼力老辣之人才会准确捕捉到的诗歌的致命关键。真正的诗歌是“撄人心”的诗歌。它与颂扬帝力显然没有关系,比一己甚至一个时代的幽情思绪也要更加深广,更会对众生的苦难充满痛感。正是因为有诗人的存在,才让我们烛照见整个时代的卑微。林贤治在书中用了众多翔实的史料,包括不断引证外国诗人来做对比,目的就是要告诉我们这些。
是跳过,还是穿过时代?这不仅是对诗歌的拷问,它何尝不是对每个人生存根基的逼问?这可不是文艺青年和普通青年的差别,而是郭敬明和韩寒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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