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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诗歌在一起 就像和爱情在一起

1926年,经过世界战争的严重摧残,欧洲抒情诗的天空黯淡了。浪漫主义的夜莺不再歌唱,现代性的荒原渐次展开。34岁的俄语女诗人茨维塔耶娃,经过几年颠沛流离的侨民生活后,带着两个孩子拮据地生活在巴黎。而困居莫斯科的帕斯捷尔纳克(《日瓦戈医生》作者)对革命后的祖国百般不适,创作陷入困顿,只能通过书信与流亡中的女友茨维塔耶娃一诉衷肠。

1926年4月,当帕斯捷尔纳克从父亲的来信中得知大师里尔克知道他的诗名,并欣赏他的诗才时,欣喜若狂,甚至激动得哭了起来。他用尽了那个季节所有火热的词汇,轰炸了生命正逐渐走向终点的里尔克,并将自己“唯一的天空”茨维塔耶娃介绍给大师,他希望能与女友共沐这道光芒。

自1922年5月离开俄国,到柏林寻找失散多年的丈夫以来,天才女诗人茨维塔耶娃一直过着动荡的生活。她先后在柏林、布拉格、伦敦和巴黎等欧洲城市辗转流离。“我的整个青春时代(自1917年起)—是一件粗活。莫斯科?布拉格?巴黎?圣吉尔?到处都是一个样。炉灶,扫帚,钱(缺钱)。时间总是不够用……这便是我的天国。太寒酸了?是的。因为我的尘世王国过于恶劣。”过于恶劣的俗世生活,使她充满烦恼和躁动。她需要倾诉,以解心头之忧。“我不能过平庸的生活……要么去死!”在与帕斯捷尔纳克频繁通信的那段时间里,她刚刚结束了一段纸上恋情。她的丈夫谢尔盖·埃夫隆说她是一个“极易动情的人”,总是“没头没脑地投入感情风暴”,“情人一经虚构出来,感情风暴便呼啸而至。”这些感情事件会被她写进诗里,就像将木柴填进熊熊燃烧的炉膛。她就是靠抒情诗来呼吸和自我拯救的。1924年,她写出长诗《终结之歌》,寄给了帕斯捷尔纳克,她称之为“我在诗坛上唯一的兄弟”。

在革命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帕斯捷尔纳克的创作都难以为继,正承受着一种虚无的煎熬。他觉得革命和战争已经杀死了抒情诗,时代只需要历史学家和史诗作家,抒情诗根本无法为时代所接受。他一度想放弃创作。当他读到《终结之歌》后,他惊呆了。他没想到世界上还存在着一种与他的创作追求如此相似的东西。面对帕斯捷尔纳克的自我怀疑,茨维塔耶娃说:“我真是不理解你,你居然要抛弃诗歌。亲爱的朋友,面对诗歌就要像面对爱情那样:只要她还没有抛弃你……你依然是竖琴的奴隶啊。”

这就是茨维塔耶娃的诗歌信条:像对待爱情一样将自己毫无保留地投入进去,唯有诗歌/爱情可以引领我们上升。她信奉茹科夫斯基的一句话:“浪漫主义就是灵魂。”诗人是“超越生命的人”,和诗歌在一起,就像和爱情在一起,“一刻也不会分离,直到它杀死你”。在她的头顶,一直是飞翔着的十九世纪抒情诗的天空:反抗上帝,反对理性,以及对“灵魂”的浪漫主义崇拜。也正因此,她才会将里尔克神化,将其视为诗歌的象征,“您,就是具体化了的诗”,“不是诗人,而是诗歌本身”。“在您之后,诗人还有什么事可做呢?可以超越一个大师(比如歌德),但要超越您,则意味着去超越诗。”

此时,置身古堡的大师已身患白血病,来日无多。作为一个隐士艺术家的典型,里尔克被视为荒原时代的“解毒剂”。他身上所体现出的与时代精神相悖逆的抒情性,越来越受到各方景仰。茨维塔耶娃曾说:“里尔克既不是我们时代的订购物,也不是我们时代的展示物,而是我们时代的对立物。”

在那个抒情诗败落的年代里,三颗孤寂的灵魂就这样展开了一场心灵的对话。他们用一封封书信彼此呼唤着对方,通信持续了将近一年时间,直到1926年冬季里尔克突然病逝。就像一曲精彩纷呈的复调,爱情主题和抒情诗主题在通信中轮番出现。三位抒情诗大师从来不匮乏爱的激情,但他们之间的爱更像是一种灵魂的追悼仪式:真正的爱情,不是肉体的结合,而是灵的结合。这种“无手之握,无唇之吻”的爱情形而上学,也正是现代抒情诗的火种之一。

正如英文版序言作者桑塔格所言,没有任何东西,能使这些写于1926年间的书信所放射的光芒黯淡下来,因为“他们表现出了情感的无羁和灵感的纯净,也就是那种会被我们视为‘罗曼蒂克’而放弃的东西”。在现实的严厉说教面前,我们的确放弃得太多了:爱情、理想、抒情诗……“如今,当‘一切均已淹死在教义中’(帕斯捷尔纳克语),他们的激情和他们的执著,给人的感觉就像是木筏、灯塔和海滩”。正是这些质朴而珍贵之物,这些纯净无羁的精神之恋,将我们头顶抒情的天空重新点燃。

[责任编辑:何宇达] 标签:诗歌 抒情诗 帕斯捷尔纳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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