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子和何真宗的打工诗歌

2011年11月22日 10:51
来源：新华副刊 作者：杨宏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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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何真宗：出自内心的道义担当

2005年1月20日，共青团中央、全国青联主办的首届全国“鲲鹏文学奖”颁奖，于晓威、何真宗、王十月等第二代打工作家获得殊荣。这可看做是一个有意味的文学事件。“鲲鹏文学奖”作为全国性奖项的设立，说明了“底层”写作已成为全国性的文学现象，长期以来为主流与时尚作家、批评家所贬抑、所轻视、所忽略的打工文学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成为新的文学增长点。

与第一代打工作家相比，第二代打工作家受教育程度高，自我期望值高，他们经过拼搏发展，有些成为老板，有些成为专业创作者或记者、编辑，他们经受着文化的撕裂感，批判眼光更为犀利，创作起点也力求攀升。在他们笔下，流淌着与第一代打工作家相同的血液，那就是直面现实，反映底层；透露着未被污染的淳朴和诚实，写出了底层生活的本真。但他们的超越之处在于，他们的写作已经有了比较自觉的底层意识，有了他们这个阶层的文化自觉，笔触深入到了对社会转型期感同身受的生存困惑、道德困扰、文化冲突、人性尺度，甚至人类永恒的精神归宿等终极问题的追问。就写作伦理和写作姿态而言，第二代打工作家“在生存的困境中坚持了发自内心的创作，在城市化市场化工业化的腐蚀中保持着某种操守，在岁月的磨砺中葆有自然人的本真诗性”。张清华在《“底层生存写作”与我们时代的诗歌伦理》中也盛赞打工诗人，为当代诗歌写作中的萎靡之气带来了一丝冲击，强化了一个关于写作伦理的庄严论题，这些记录底层人群生活状态的作品在某种程度上“挽救了叙事”，改变了其虚伪造作的现状，字里行间给人以灵魂的震颤，具有丰富而厚重的表现力。在某种意义上，“鲲鹏文学奖”的设立可视为第二代打工作家被集体加冕。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中，何真宗《纪念碑》的出现，就显得格外具有典型意义。打工诗人已经形成一个群体，佳作频出，谢湘南、卢卫平等打工诗人也早已进入主流文学，成为主流文学期刊年选的常客。在打工诗人群体中，何真宗所以能够脱颖而出，勇夺鲲鹏奖诗歌一等奖，主要还是这部作品更集中而突出地呈现了打工诗歌更本色的东西，隐含了诗人深深的道义担当，这是怎么圆熟的诗歌技巧也无法取代的。以何真宗为代表的第二代打工作家正是在凭良知和责任，创作真正属于打工者自己的作品。

《纪念碑》一开头“在南方”就存在无限的想象空间。“东南西北中，发财到广东”，南方，一直以“淘金地”遮蔽了千百万打工者的血泪史。频繁的工地事故，低下的社会地位，廉价的劳动力，困窘的生活，沉重的负担，“这是我的打工亲兄弟呀”，一句亲兄弟，拨动读者心灵的琴弦，拉近了作者与读者，读者与打工者的距离。“这就是我的打工兄弟／常常用自己的梦／装饰别人的梦／别人的梦／恰好成了他的纪念碑”。全诗深深嵌入了打工者的生存状态，其诗意的冲突不是走向无足轻重的寓意，而是将诗意的语言建立在打工者苦难与尊严的精神烛照之上，既描写了苦难人生，也表现了人间温暖，用世俗的关怀体现对底层打工者的个体生命的呵护与申诉，用社会启蒙的呼唤为底层打工者争取社会生存的应有地盘。“心之忧矣，我歌且谣”，《纪念碑》所自然流露的朴素的底层关怀成为全诗磁场吸引力所在。

诗人们常说时代抛弃了诗歌。在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一心埋头创造财富的人们，在心灵深处把诗歌挤到了窄小的空间。但更多人说是诗歌抛弃了时代，无病呻吟，故作艰深晦涩，为赋新词强说愁，把诗歌当作语言的游戏直接导致诗歌精神支柱的坍塌。读何真宗为底层民工创作的诗歌，我们似乎看到了诗歌新的希望。时代并没有抛弃诗歌，诗歌还在秉承千年传统的文学精神，关注民生，担当社会良知。读何真宗的诗歌，除了内质上的人文光芒之外，还具有独特的艺术特色。

第一，“我手写我口”，以打工者的身份进入打工世界，描摹底层最真实的日常生活和生命体验。何真宗从四川农村出来，曾到深圳、东莞等处流浪打工，丰富的打工阅历建立了他对打工者的深厚情感。在作品的第二辑《生存：一群四处游走的力量》中，脚手架的建筑工，流水线的生产工，货运码头的搬运工……从一座城市游向另一个城市，从一个工地走到另一个工地，作者形象地选择了底层打工者的不同生活侧面，用沉痛的文字申诉他们最卑微的心声。“这群四处游走的力量呵／承担了城市里所有的／脏活、累活、苦活、危险活／这群四处游走的力量呵／吃最廉价的饭穿最廉价的衣／用最廉价的商品／这群四处游走的力量呵／一个个坚如磐石的硬汉子／却经不起城里人的一点关心和问候／就会满足得泪流满面”(《民工，一群四处游走的力量》)，打工者的生活已切切实实化为他的生命体验，呈现出作者与打工者血肉相连、对打工者疾苦感同身受的真挚情感。

第二，在直面反映打工者的真实境况中，体现出来的社会良知。文学是社会的良知，现在学术界、舆论界言必称“生态”问题，其实，生态问题不仅包括自然生态，也包括人的精神生态。何真宗的打工诗歌，揭示的正是城市最底层打工者精神生态的失衡危机。打工者走出了乡村，却走不进城市。“遥远的乡村挂满了／他们的梦／这些没有城市户口的蛙／谁能负载他们的苦痛”(《没有城市户口的蛙》)，民工如蛙般匍匐于城市的最底层，蛙声道出了民工们的酸楚，城乡的差别，成了打工者的精神无法跨越的壕沟。

“我不是一个贪得无厌的民工／我只想用劳动改变一个家的贫穷。”(《矿难啊矿难》)这是又一个在矿难中罹难的打工者!为改变一个家的贫穷，不得不承受“一个又一个鄙视、冷漠、倨傲的眼神”，甚至以留下“一本又一本带血的影集”为代价。作者直面淋漓的血泪，为打工者卑微的生活申诉，体现的正是一个打工作家的社会良知。

第三，为绵绵不断的乡愁找到朗朗上口、平易好懂的语言。诗集中有很大的一部分是在写乡愁，有打工仔打工妹的乡思，也有作者那“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的思亲愁思。“是回家的二嫂在电话中告诉我的／妈妈和侄女在元宵节的晚上一起猜灯谜／每个谜语都是心事重重”、“我的归期／却成了侄女和我的妈妈／猜不出来的一个灯谜呀!”(《猜灯谜》)这种来自生活中的语言，同时也是生活中最好的诗句，读来牵动人心。

何真宗的创作，大都怀着对打工群体深切理解的态度，去关注和反映他们的生存状况，感知他们的呐喊、祈求和奋斗不息的精神。他将诗歌承担的东西，放回到了文学的原点：生存写作与道义承担，将其还原为无法抗拒的精神感召，这是何真宗诗歌的魅力所在。

安子和何真宗是打工诗歌群体的重要代表，正是在他们的努力下，把打工诗歌带到被集体加冕的高度。如果说安子的诗歌更质朴一些的话，那么何真宗则在艺术上开始了一些探索，而把打工诗歌推向新的高度的郑小琼，则在他们的基础上把打工诗歌引向精致，使打工文学不得不引起主流的重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能忘记以安子和何真宗为代表的诗人群体，不能忘记他们集体努力中奠定的基础。

(写于2009年11月)

杨宏海，我国第一个提出“打工文学”概念的资深打工文学评论家，现为深圳市文联专职副主席、广东省文艺批评家协会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