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子龙的快意人生

2011年10月25日 10:42
来源：河北日报 作者：张晓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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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子龙，男，1941年生，河北沧县人。曾做过工人、海军制图员、厂长秘书、车间主任，现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天津市作家协会主席。代表作有短篇小说《乔厂长上任记》、《一个工厂秘书的日记》、《拜年》，中篇小说《开拓者》、《赤橙黄绿青蓝紫》、《燕赵悲歌》，长篇小说《蛇神》、《子午流注》、《人气》、《空洞》、《农民帝国》等，出版了八卷《蒋子龙文集》，作品多次获奖。

■他当过兵，做过工人，最后却阴错阳差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

■他在城市生活了大半个世纪，却总觉得自己骨子里是个农民。

■他曾以工业题材开“改革文学”风气之先，又在花甲之年以农民题材长篇轰动文坛。

■不熟悉他的人说，他有一张冰冷的脸，但走得近一些，你就能感受到他那善良热情的心。

2009年岁末去参加“三驾马车”书画展，不料竟在人群中看到了著名作家蒋子龙。远远望去，高大硬朗，精神矍铄，颇有硬汉气质，丝毫也不像年近古稀之人。虽然面容一如既往地冷峻，但记者其后的贸然采访，他并不以为忤，言谈中的耿直率真、幽默睿智更是将一个传奇作家的快意人生一点点地展现在我们面前。

“我的童年是在农村度过的，那是我人生中最美好、最快乐的时光，为我储存了能量。”

身为沧州人，蒋子龙说自己小时候也曾偷偷练过武，所以性格中“武”的因素比较多。“我的理想职业是军人，当个旅长团长什么的肯定干得不错。后来转业进了工厂，想一辈子就当工人了，却阴错阳差成了作家。”走上写作这条路，蒋子龙开玩笑称“纯属巧合”，他从初中开始对写东西感兴趣，不断往各处投稿。后来上了技术学校，学的是理工科的热处理专业，一直没专门学过中文。说起投稿，有一件事让他印象深刻。初二时，蒋子龙学习成绩很好，但因为一句无心的话受了警告处分。此后，他投给《天津日报》的稿子被退了回来。一位同学恶作剧地把退稿钉在墙上，还讽刺说：“蒋子龙还想当作家？咱班40个同学，将来出39个家，剩下一个就是蒋子龙。”这件事对蒋子龙影响很大，不过，他把这种挫败感转化成了写作的动力，“有点儿赌气似的，偏要做出个样子让他们看看。”

1979年，一篇《乔厂长上任记》让蒋子龙轰动文坛，也把他推上了风口浪尖。伴随着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和茅盾、冯牧等人的赞誉，14个版的批评文章也呼啸而来。但不服输的性格却让他愈挫愈勇，“报纸上每见到一篇批判文章，我就会在下班路上买一瓶啤酒，再买五角钱的火腿肠，当晚必创作一个短篇，放几天再改一遍，然后誊清楚寄走。”

正是这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精神支撑着他将“改革文学”进行到底，诞生了包括《开拓者》、《赤橙黄绿青蓝紫》、《锅碗瓢盆交响曲》、《燕赵悲歌》等大批优秀作品，而擅长工业题材的蒋子龙至此也被贴上“工业题材作家”的标签。

2008年，67岁的蒋子龙出人意料地以一部农村题材长篇小说《农民帝国》再次冲击文坛，并迅速掀起了一阵波澜。面对书中57万字跌宕起伏的农民生活，评论家们惊呼：蒋子龙转型了，他从城市转向农村，从车间转向村庄，从工人转向农民。面对这种所谓题材上的重大跨越，蒋子龙却颇有些不以为然，“一个成熟的作家是不会去局限题材的。我关注的是眼前的现实，30多年来，我的笔尖触摸到了演员、医生、工人等等，原因就在于我的心里有什么，我对什么样的人有感觉，我想去表现他我就下笔，我的写作不分题材。正如这部《农民帝国》，我对农村历来怀有一份很深的感情。我心里很清楚，自己早晚会写一部关于农民的小说。这是情结，也是一种责任。”

蒋子龙所说的“情结”缘于他的童年。从14岁离开家乡沧县到天津求学，蒋子龙在城市里生活了半个多世纪，但他始终觉得自己骨子里是个农民。“我的童年是在农村度过的，那是我人生中最美好、最快乐的时光，为我储存了能量。我每天看天气预报，首先想到的就是刮风下雨会不会影响收成。现在的孩子们，到公园只对游乐场的玩具感兴趣，对草地对绿色却没什么感情，不像我们这代在农村长大的人，见了庄稼特别亲。”

从1965年开始发表第一部短篇小说《新站长》开始，蒋子龙在文坛诚实地“耕耘”了40余年，至今已出版了90多部个人作品。“关注现实，就会有许多想法，就会有创作的冲动。我比较笨，《农民帝国》断断续续写了11年，人们说十年磨一剑，这个‘磨’在我这里是‘磨洋工’的‘磨’。长篇的源头就是命运，就是这个人生活中经历过的东西，这是不能强来的。我不是那种才华横溢的人，属于老牛慢车，细水长流。”蒋子龙属蛇，“蛇不蜕皮就长不大，几十年来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的灵魂也得一次又一次蜕皮，太过安逸，或停顿不前，意味着灵魂生锈，甚至已经死亡。没有活力的灵魂，还能写作吗？”

谈到当今文坛的一些争端，蒋子龙不客气地用了几个词：龙争虎斗、沸沸扬扬、鸡飞狗跳。“文人也是社会的一分子，生活普普通通，自然不能免俗，这可以理解。但身为一个作家，不能靠自己的作品说话，却不断制造诸如牵头驴去签售、脱了衣服去朗诵这样的花边新闻来吸引观众，这是一种悲哀。”

走进书店“就像农民走进庄稼地”，有一种“想伏下身子干活的冲动”。

写作正用得着的书、有保存价值的书，占据了他的房子的绝大部分空间，而且还不断扩展，面对这种“侵略”，蒋子龙却接受得舒舒服服，自得其乐。

书店是蒋子龙最喜欢去的地方。他形容自己走进书店“就像农民走进庄稼地”，有一种“想伏下身子干活的冲动”。阅读可以嫁接人生，“自己的一生无论怎样曲折都是单调的，我们要知道这个世界都发生了什么，别人都写过些什么，还有什么是新鲜的。读书可以满足这一切。”

蒋子龙崇尚“快乐读书”，“如同渴了就找水喝，饿了就找食物吃，读书也要选择自己感兴趣的或者正需要的。”上初小的时候，他读的第一本课外书是《三侠剑》，晚上还就着昏黄的油灯磕磕巴巴地念给乡亲们听。后来，他又在家乡的火炕上读了《大八义》、《小八义》等传统评书，知道了人间善恶两分，侠义长存。到天津上学后，他迷上了小说，从《鲁迅全集》到外国名著，一时间读得昏天黑地。随着阅历的增长，蒋子龙的阅读习惯也发生着变化，如今的他自称“读书很杂”，主要看写作需要的资料书和内心喜欢的各类杂书，所以读蒋子龙的小说，总感觉他的视野开阔，天文地理、风土人情、民俗典故无所不包。

“读书首先要有选择，工作需要读有用的书，精神需要读有价值的书”，蒋子龙现在正在看一套展现中华文明以及世界各国文明发展轨迹的《中外文明同时空》，全六卷，堪称大部头。“我有时也不是精读，而是大量地浏览，选出有用的和有价值的保存下来。”蒋子龙认为，书要学会“读”，还要学会“丢”，看准自己需要的书抓住就读，对于那些没有价值的垃圾书，溜一眼就扔。

“耳朵光听新闻、音乐，不听闲话；眼睛用来读书、看报，不看闲书；嘴巴自然要吃饭，同时尽量不说假话。”

在家里醒目的地方，蒋子龙总爱挂上家人的照片，看上去朴素却透着温馨。虽然作为中国作协副主席、天津作协主席，蒋子龙有许多社会工作，开会、发言、搞活动常常要占去很多时间，但这并不妨碍他热爱生活、享受亲情。他常说：最顺口的饭菜在家里，睡的最香的床在家里，每个人的康乐中心在家里。

除了读书和写作，蒋子龙还有许多业余爱好。这其中，游泳不能不提。“我年轻时兴趣广泛，篮球、乒乓球都打得不错，还当过文艺演出队的队长。后来搞创作，文学占据了我所有的时间和爱好，1989年前后我的身体状况很糟糕，后来我调整了作息时间，开始游泳。”当过海军的蒋子龙水性自是不差，从海河到水上公园的东湖，再到游泳馆，这一游便是20年。即使出国或从外地归来，不管多晚，转天一早他准按时出现在泳池边。非典时游泳馆关闭，已经游出了瘾的蒋子龙浑身不自在，干什么都没有精神。无奈，只得陪老伴到公园晨练，打打羽毛球。后来非典警报解除，蒋子龙又有了球瘾，每天早上打球、游泳成了“必修课”，“游完泳回来冲个凉，吃点儿早餐，往电脑前一坐，写点儿自己喜欢的，真是一件惬意的事！”心情舒畅，自然身强体健，现如今蒋子龙不仅病痛没了，而且身手矫健、思维敏捷，游泳自然功不可没。

同样让蒋子龙感到惬意的还有集邮。如果说书是可以携带的大学，那么集邮则是方寸之间看世界，是最省力气而能了解世界的一种捷径。对于邮票，蒋子龙只重观赏，不重价值。写作困乏之时，可以拿出邮册来慢慢品玩，至于是否保值升值并不留心。他有一本《世界医学邮票大观》，里面收录了5600枚邮票，全部彩印，并配有中、英文说明。当年写长篇小说《空洞》时曾遇到一个问题：国际防治肺结核病的标志为什么是一个双十字？请教医学专家，到网络上搜索，查阅大英百科全书，均不得要领，最终还是在这本邮票大观上找到了答案。

蒋子龙长着一张拒人千里的脸，所以不熟悉的人常常先被他冷峻的外表吓住，继而认为他内心冷漠、孤傲。其实生活中他是个古道热肠的人，谈吐睿智，常有些小幽默。1982年秋，在美国洛杉矶召开的中美作家联谊酒会上，美国著名诗人艾伦·金斯伯格请蒋子龙解个怪谜：“把一只5斤重的鸡放进一个只能装1斤水的瓶子里，您用什么方法把它拿出来。”蒋子龙微笑道，“您怎么放进去的，我就怎么拿出来。”这下轮到金斯伯格吃惊了：“您是20年来第一个猜中这个怪谜的人。”记者问这个故事是不是真的，蒋子龙一脸严肃地说：“当然。”继而，颇有些自得地笑了。

作为出生于上世纪40年代的那一辈人，蒋子龙的生活却并不落伍。早在十几年前，他写文章就用上了电脑，如今他有自己的博客，申请了邮箱，还经常上网搜索资料。对此，他笑称：在天津重型机械厂干得久了，对机器有种天生的爱好。他给自己的耳、目、口都分配了“任务”：耳朵光听新闻、音乐，不听闲话；眼睛用来读书、看报，不看闲书；嘴巴自然要吃饭，同时尽量不说假话。“这样才能活得舒坦、超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