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市纪委书记车延高以诗集《向往温暖》,日前摘得第五届鲁迅文学奖,引发强烈质疑。他的诗被戏称为“羊羔体”,圈内圈外的人都加入了文学批评的行列,说着“不算最烂,是较烂”的风凉话,有些诗人则以“正宗”诗人身份对车延高给予彻底否定。
这里有一个疑问:有多少人读过车延高的诗,有多少人读过他的诗集《向往温暖》?如果有谁读过,大概也就是最近出于好奇,读到新闻报道中提及的《徐帆》和《一瓣荷花》而已,后者是诗集《向往温暖》的篇什之一,而前者采自车延高博客,是人们专为定义“羊羔体”而精挑细拣出来的。其诗好坏姑且不论,不读作品而品诗论文,是为妄评横议。
人们敢于否定车延高的诗,最重要的不在于“文本”,乃因他是一名官员。在人们的印象与推理中,一来官员与现实隔膜,写不出好诗;二来官员很可能搞“权名交易”,将权赚名,将钱买奖。武汉市纪委书记职属正厅,官品不低,能够坐到这个位置上,大概不会是“纯粹的人”。这样的人写出来的诗,如果获奖,就给人太多想像空间。
就在这种没有参照系的情况下,人们彻底否定了车延高的诗。并且,因为车延高的缘故,有人提出,官员身份与诗歌不可调和,如果车延高真想写诗,就应该辞官。但中国古典诗歌绝大多数都是朝廷命官写的,这是文学史常识。做官而写诗,文人而做官,这在世界其他国家也很常见。比如歌德当过魏玛首相,非洲诗人桑戈尔担任过塞内加尔总统,邱吉尔担任过英国首相。尤其是捷克前总统哈维尔,他是一名剧作家,以作家身份介入政治后,赋予政治以更多人道主义内涵。文人从政,有时候可收改良政治之功。
我们现在反其道而行之,迎接官员写诗的不是文学批评,而是社会性的冷嘲热讽。作家和文学重新遭遇“出身”问题了,这是一种危机,需要社会认真对待。官员似乎要失去写诗和获奖的权利了,因为它加重了民众对权力被滥用的焦虑。这种官民关系的持续紧张,使官员的社会生存日渐陷入窘境,人与人之间“温暖”不存,每个人都活得不轻松、不自在。
反过来看,我们可以发现信任的诸多好处,特别是官民相互基本信任的好处。比如在信任存在的前提下,官员可以写诗,可以出版著作,可以坦然地被评奖和获奖。官员子女交通肇事,责任也不会被追究到父母那里。
我们需要提振社会信任,这有赖于作出一系列变革,而变革的主动权掌握在官员这一边。现代社会的伦理,由“德性”走向“规范”。现代社会的信任,是制度约束的产物,它靠的不是人的德性。官员应当从社会现实中体认到变革的内在需要,自觉自愿地把官员置于制度规范之下,这可以给官员们保留写诗和获奖的自由,为官员赢得做人的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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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杨于泽 编辑:王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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